决策应以百姓需求为取向

　　四川新闻网-成都日报讯

　　如何将“规范化服务型政府建设”不断引向深入？本报记者就此采访了北京和成都两地的专家学者，他们对此各抒己见。

　　毛寿龙（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学系主任、行政管理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制度分析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观点1：在财政预算中优先保障决策的执行观点

　　2：决策应以解决百姓生活要求为取向

　　在当前的中国，决策过程一般来说相对简单，虽然有很多专家参与，并且在决策制定的过程中会有行政性的征求意见程序，甚至是向社会征求修改意见。尽管如此，决策还是会因为缺乏对细节的详细辩论、缺乏现实经验基础等原因，在出台后面临没有很多人认真对待的境地。这就是为什么规范化服务型政府建设在一些部门举步维艰的原因。任何一项决策的执行，都是需要财政基础的。如何在随后的财政预算中优先保障决策的执行，这就需要决策机构掌握财政分配权。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规范化服务型政府建设最容易遇到的阻碍也是来自于财政分配权等政府掌握着的强制权力。一旦政府滥用这些权力，把一些管理成本转嫁给百姓，就会让政府在由“管理型”向“服务型”的转型过程中走进误区。解决这个问题，可以通过加强行政权力的司法监督以及社会舆论监督来解决。

　　规范化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关键是两个字———“规范”。政府要有一个规范的执法权、财政分配权，重要的是服务百姓、方便百姓，而不是以惩罚处罚为目的。比如一个民警，他的执法宗旨应该是如何通过规范的监管为城市提供良好的治安环境，而不是罚款，这是很主要的一个问题。

　　北京在规范化服务型政府建设方面有一些地方值得成都借鉴，如一站式服务大厅和公共服务网点的配置，不是一厢情愿地制定政策，而是以解决百姓的各种生活要求为取向，努力营造一个好环境和好秩序。

　　将规范化服务型政府建设不断引向深入的关键在于基层的执行情况，究其原因，我认为有3点。

　　其一，2001年中国加入ＷＴＯ后，在与世贸组织签订的23个协议中，有21个都是针对政府部门的。当时担任外经贸部部长的龙永图就曾表示，“中国入世后，受冲击最大的不是企业、也不是产品，而是政府。”正因为如此，我们尤其需要各级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按规范、公正的原则依法行政。其二，各级政府（这里是指县、乡级政府）作用的定位明确是整个政府体制改革的最关键环节。因为基层政府最能体味民情和第一手的信息，作为“上情下达”、“下情上传”的通道，一方面，能为上一级政府制定正确的决策方针提供客观依据；另一方面，又能使上一级政府的方针政策得到有效的实施。其三，成都目前正大力提倡投资环境建设，作为与投资者直接打交道的部门，基层政府缺乏与投资者、尤其是外商打交道的经验，如不按国际规范运作，就有可能导致失败。

　　将规范化服务型政府建设在基层政府部门实施开来，应该是以建立“以服务对象认可”为标准的绩效评估体系为导向。政府可在采用述职评议的考核办法之外，引入“服务对象认可”这个变量，对公务员进行考核。

　　以“服务对象认可”为标准的绩效评估体系具有下面这些优势：首先，它能够在第一时间反映市民需要什么，让政府部门看到民众所期望的经济、服务发展目标。其次，它能让行业管理部门深入领会有关条文在实施中的弹性，学习在实际中如何更好地掌握。最后，通过服务对象的认可，能最大限度体现某个岗位的价值，优化政府资源合理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