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办文化转向管文化

　　文化产业透析

　　周翠玲

　　从办文化向管文化的模式转换，已经成为政府转变职能的方向。从具体的管理手段过渡到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的“宏观指导”，目前存在着两大问题：一是政府主导上的政策指导和扶持不足，二是缺乏市场运作的法规条件。这是由于对文化各行业的特质和发展规律缺乏科学认识造成的。实际上文化产业的特殊性决定了它的行业特质的个性化。

　　政策的指导和扶持不足，几乎是所有文化产业管理和经营者共同的呼声。在各种文化行业管理条例和部分的指导意见纷纷出台后出现这一状况，更说明了政策的扶持不能满足产业化发展的需要。如广电集团的运作，由于没有自主的空间，目前依然还是一个封闭的系统，还在“战场”和“市场”、产业化与喉舌之间寻找平衡，难以真正实现“政府主导、市场运作”。而在对文化演出市场和影剧院的调查中，反映最强烈的也是政策扶持，而不仅是资金投入。经营者认为，有了政策，才可能有市场。

　　虽然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广州就开始了文化产业立法的讨论和研究，但到目前，文化产业只有行业政策和指导意见，缺乏法律的支持和保障。从制定政策逐步向制定法规、法律过渡，才能保障产业政策的稳定性，实现文化产业的市场运作。

　　实际上，在“卡”与“放手”之间，政府的管理职能可以进行如下的分解：

　　一是分解到行业协会上。建立全市性的文化行业协会，逐步将一些不适合由政府行使的职能交给行业协会。因为各种行业协会更能把握不同文化行业的特性，如正在筹建的“网吧”以及音像制品分销行业的行业协会，就可承接政府对具体行业的管理职能。二是把文化活动的主办权分解到中介公司中。改变文化生产方式，把“主办”权下放给中介公司，鼓励和扶持文化中介机构的发展。据江南大戏院反映，目前最缺乏的是市场经纪的中介机构和人才，致使文化信息不通畅。这个意见在调查中具有代表性。三是以培养市场的方式实施政府对文化企业的管理。文化市场主体不是政府，而是文化企业。政府可通过调节市场，然后由市场引导文化企业来实现有效管理。

　　政府实施“宏观指导”的职能管理，还可以落实到如下两个途径上：

　　一是统一进行产业的统计与评价。调查发现，目前对文化产业的统计与评价尚没有统一的标准和科学的方法，缺乏从不同产业形态上具体分析和统计的评价体系，也没有归口在政府的某一部门，各种数据的出入很大，难以进行产值的核定。如目前各类的演出和娱乐市场基本上以“场次”统计，而不对实际的观众人数进行核定。来源于广州市文化局“2003年广州市文化工作要点“的资料也这样统计：“全年市属8个艺术表演团体演出不少于1350场，其中送戏演出不少于280场，在市内演出不少于400场。”而根据彩虹影剧院介绍，为了争取完成“场次”，两个观众也开映，造成了资源的极大的浪费。再如各种剧团，规定每年在广州上演不少于20场。据调查，目前一般的演出上座率(不送票)不超过30％。按照这种统计方式，并不能反映真正的市场情况。又如广播电视只从产值上进行统计，就缺乏科学性。因此，应对不同的文化产业部类实行不同的统计方法。

　　建议政府以社会各方面力量成立一个综合的产业统计与评价组织，主要是制定一个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实施产值统计。它的功能包括：经费投入的评估，如投入方向、投入比例、投入的核算等；文化产业在经济体系中的地位评估，如产值的统计系统的建立，主业外的经营活动的产值确定等。

　　二是组织成立政府监管组织。文化产业的发展既不能离开产业实绩的综合评价和评估，也不能缺少资源监管这一重要的环节。调查中，文化产业的经营者对缺乏监管这一问题反映强烈。长期以来政府的各部门对文化资源的垄断所造成的条块分割，分配不合理，流动不畅的问题可望通过目前正在实施的文化体制改革而进行重新的资源配置；而更重要的比较隐性的弊端是政府对产业政策制定、施行、监管的垄断。制定各种产业政策的机构一直是政府的各职能部门，管理和评价有关的绩效同样是这些部门。可见，如果政府对文化产业管理的运作体系中，政府作为主体垄断资源、制定政策、实施管理，却没有一个客体实施监管、评价，这个体系就不是完善的。

　　政府监管机构可以由以下几个层面组成：政府职能部门、行业协会、专家、市场人员等。它应该是多层次的，能综合地反映社会各方面对文化产业发展的期望和意见，它并且具有咨询、取证、质疑的权力。

　　由于这一多元组织的缺位，政府在文化产业行政中一直身份复杂。

　　显然，对政府“宏观指导”的认识也是多层次的，它依然强调的是政府身份。政府在文化产业上的职能主要体现在规划—管理—评价三个环节上。因为只有政府身份，才能在一个综合而理性的位置上，提出文化与社会共同发展的最合理关系；也只有政府，才有可能承担起协调文化力在改造社会、提升人的重任。

　　作者系广州市社科院文化产业中心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