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寒流尚未到来的初冬，王朝闻先生走了，留下印在《毛泽东选集》封面的伟人浮雕头像，留下英雄刘胡兰塑像，留下22卷近900万字的文集———那里记录着一位“再再探索”者，为建立具有民族特色新美学的孜孜以求。人们以他的作品和建树称谓他，称他为雕塑艺术家、美学理论家。
“是的，我叫王朝（zhāo）闻，不叫王朝（cháo）闻。”那天，先生对前去拜访的副刊编辑这样说。谈话由头是来访者讲到自己的一个经历：某文学研究所的一位女同志强不知以为知，热情地“纠正”：“王朝闻，不能读成……”这也难怪，王朝闻所居朝阳区，北京人绝不会读为“朝（zhāo）阳区”。
王先生讲，他本叫“昭文”，年轻时在杭州艺专学美术，班上有位姓陈的同学与他同名。一次，两人商量谁来改改名。陈昭文说名字是父亲取的，不愿改。于是，王昭文更名王朝闻。王先生笑笑说：“其实，我的‘昭文’也是父亲给起的呀。”他接着说：“朝闻，典出孔老夫子的名言：‘朝闻道，夕死可矣。’这些年来，常有人和我开玩笑，说这名字不吉利。我的回答是：吉利得很，马列主义的‘道’我还没有‘闻’尽，不甘心死呀！”说到这里，他兴致勃勃地到书房取来一枚印章，对着印章哈哈气，然后用力在来访者的本子上印下四个红色阳文篆字：“夕不甘死”。
这就是激情长者王朝闻。那是1985年，他76岁。从此，先生的署名开始出现在创刊不久的《今晚报》上。他通过这张报纸的副刊，将自己在美学园地里“闻道”所得，散步的发现，拾穗的收获，发表给读者。比如《本于人情》，比如《凡尔赛宫》，比如《偏令不足》、《偏令有余》，比如《致青年业余作者》。最多时，四个月里有八篇文章见报。
王朝闻案头多了一份来自天津的晚报。他喜欢这份报纸，曾专门撰文，开篇即讲，正如对艺术的感动不能强迫一样，读者对报纸的兴趣要靠情愿；《今晚报》不仅副刊，而且其他版面，对他都有吸引力。他举一天报纸做例子，认为那天副刊的《“说家”与“做家”》和头版的《何必抬出名人》，两篇文章互相照应，对于“社会上的不正之风，可能产生一种精神疗法的治病作用”。由此，他讲到文化领域，讲到苦于应付的书画家。那篇文章的题目也出于读报，就叫《又做又说》。
他从报上得知《今晚报》在搞城标雕塑征集活动，给予关注，对前去探望的编辑说，这将是一件难度非常大的事。指一指客厅雕塑架上的刘胡兰像，王朝闻讲：创作解放战争时期的烈士塑像较易，创作解放战争的标志就难；情同此理，选择一种花卉做市花简单些，构思城标则要复杂得多。例如，三条石为华北近代工业的摇篮，火烧望海楼彪炳近代史，它们或许可以代表某段历史，但用做城标题材，就未必妥当。城标应是象征性与概括性的统一，华沙的美人鱼、广州的五羊，可供借鉴。天津由渔港而设卫，曾为军事重镇，后来多年闭关却被列强打进来，划分租界，如何表现历史才富有新时代精神？他祝天津人发现“珍宝”———那该是一件在国内外代表天津的雕塑作品，它既具体又抽象，它不能用来代表上海、青岛或别的城市，它只属于天津，显示天津人的气质和自豪感。这些见解，当时晚报在要闻版做了报道。城标难选的意见，很有见地。晚报曾两次成功举办“津门十景”的评选，但1991年那次城标征集，却只是对发现“珍宝”的一次铺垫。
往事如昨。耄耋之年仍思维活跃的王朝闻，关注天津，关注这座城市的晚报。他与编辑促膝畅谈，也时有书信往来，一封关于集邮的来信竟写成了千字文。这大约是在他22卷文集中找不到的一篇遗作。
在初冬，一位96岁的友善长者走了，一位睿智学者走了。他曾展示卓见的这块版面，愿意发表他的遗作，作为对逝者的纪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