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年市委主管“文革”的各个机构中，以市委文革接待室的任务最为繁重。因为文革接待室不仅负责接待市委机关门前成千上万群众上访，而且还要负责外地师生来津的接待工作。当时成立了专门的天津市外地来津革命师生服务站。从8月下旬开始，红卫兵运动已经形成全国性“大串联”。北京学生分赴各地，向全国播撒“文革”火种，各地学生也纷纷涌入北京“取经”。天津离首都这样近，从外地去京的红卫兵也有不少来天津“串联”的。8月31日，毛泽东第二次接见红卫兵。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组织外地高等学校革命学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的通知》，由于参加“大串联”的学生一律免费乘坐火车，他们的伙食和住宿由当地政府安排，费用由国家财政开支，“大串联”更加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这样，天津市的接待任务就变得越来越繁重。
天津市从10月下旬以后，来津的学生大幅度上升。据外地来津革命师生服务站报告，每天要来2万至3万人。至25日零点，在津实住127000人，住进学校和9个澡堂。26日，实住164119人，28日增至173241人。由于外地来津学生突增，车站秩序混乱，广场经常拥挤6000至7000名学生。24日夜间，南方某地80多名学生“卧轨”强要上车，使列车耽误了2个多小时。
天气变冷以后，外地学生要求解决御寒衣服的矛盾十分尖锐，成批找服务站取闹。有些学生说，限几分钟解决，否则要采取“革命措施”。和平区某校因被褥不足，在黑板上写道：“根据市委指示，两三人一条被子，如强调困难、怕艰苦，请马上滚蛋！”该校为了解决被褥不足，组织红卫兵抄了几十户资本家，抄来几百条被子，附带抄了8辆自行车和两千元存折（上缴）。当时虽然发生“打砸抢”，但是助人为乐的风尚尚未破坏殆尽，也有一些群众自发帮助外地学生的事迹。住某小学的一名东北来津学生，丢了钱和粮票，小学教师凑了点钱和粮票给他。某厂工人在路上脱下自己绒衣送给外地同学，随后又回家拿了10件衣服送到区服务站，给外地学生穿用……
外地来津学生的疾病医疗问题也比较突出。从9月11日至10月28日，住院的病人有134人，病愈出院的49人，死亡2人。东北中学生刘某，17岁，患白喉并发心肌炎，于10月27日住进传染病医院，市服务站的负责人和市卫生局的负责人连夜赶到医院看望，组织全市有关医师抢救，并邀请北京传染病院医务人员来津会诊，病人的家属也赶来天津。外地学生因衣服得不到换洗，长虱子的不少。某卫生院采取在衣服上喷“敌敌畏”的办法，致使10人中毒……
外地来津学生中也有要求步行“长征”的。东北某地中学生18人来津“串联”，坚决要求从天津步行赴上海，于10月30日启程。河北省委接待站发给介绍信和一面“长征后继队”红旗，区饮食公司送每人一册“毛著”乙种本，街卫生院送每人一包常用药。行前在他们住所开了送行会。
外地学生在“造反有理”口号的鼓励下，也时常提出一些无理的要求。南方某市来津“串联”的13名中学生，10月29日向服务站提出5项要求：1、供应棉衣；2、每人借给现钱；3、要买毛主席语录、语录牌、纪念章；4、将离津车票提前到30日；5、印发传单，内容一为揭发其所在的某市委的问题，一为报道毛主席家属中的烈士情况，要求印3万份。服务站告他们无法满足其要求时，即大吵大闹，指责服务站是“黑市委的保皇派”，并扬言要组织500人来津造反。中央某部驻津办事处的100多名东北来的中学生，卷入该办事处机关内部的两派斗争，要求参加批斗会，批判其中的一派是保皇派……
当时红卫兵“大串联”兴起的直接原因，是毛主席的几次接见红卫兵，是出于对他老人家的无限崇拜。这种崇拜形成了全国性的政治狂热，连一些小学生也动了起来。11月3日，从北京来天津的几个小学生，最大的只有14岁，要求步行去上海，每人带一把刀子当武器，自称根据主席的指示去“经风雨见世面”。这种从狂热到盲动，在学生中迅速传播开来，出门“大串联”已经成为一种时尚，实际上是一种异常的“时狂”。
但是这种无序而又自发的流动、串联，犹如一片汪洋洪水，一旦打开闸门，就会滚滚流出，一发不可收拾，北京无法承受，迫使中央发出通知：从11月1日至5日，全国各线铁路停开去北京的专列5天。据天津站称：中央计划调一批空车到北京，疏散在京的200万外地学生，但各地学生不让空车走，北京不让进，只能在天津下车……之后又接中央通知，从11月21日至明年3月底，全国各地学生暂停乘车船串联，可劝说返回原地。据天津铁路分局称，上海、杭州一带现有外地学生达120万人，面对这一全国性大串联、大流动的红卫兵大军，各地接待机构和人员都十分无奈，苦不堪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