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欢金庸这人，但不喜欢金庸的小说。几年前出差在外，只带一部《笑傲江湖》，想投入地亲近一下。结果，硬着头皮看完，像吃了碗粘糊糊的羹，却什么味道也没有。回想起来，“桃谷六仙”还有点印象，也只剩下曾被胳肢得全身发麻的感觉。想想金庸这可爱的老人，如此直言，自知唐突得有些过分。
但近来频出《初三学生只因同桌提出换座位，将其捅死在校门口》这样的暴力新闻（11月21日《南京晨报》），总疑心有金庸小说风行的影响在。因为武侠小说，从头到尾都在打人，只要打得有理由，都被写得英气逼人，甚至还提升成什么“侠义精神”。可令人遗憾的是，现实生活中的几乎所有打人者，都以为自己有动手的理由，尤其是在黑老大治下，无一不是以“侠义”自居。书摊上被租得破烂不堪的，是武侠小说；影屏上叫座不衰的，是武打片子……这种文化要是不滋长出更多的暴力来，那才叫怪事。
更出人意外的是，金庸新近在深圳谈学论道，竟称当代国人最缺乏“侠义精神”。他说：“我的所有作品都是宣扬侠义精神的，本意基本与打打杀杀的‘武’无关。”（11月21日《北京娱乐信报》）可从春秋战国开始，侠义从来是靠拳与剑支撑的，拳与剑的下面，则有钱财垫着脚。抽掉了“武”，金庸小说还能剩下什么？他还把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侠义精神，说成是“我们民族的宝贵财富”，可别忘了，荆轲、豫让、聂政这类所谓的春秋侠士，既无政治头脑，又无法治观念，不过是些被阉割了灵魂的杀人工具。如果说，这曾经成为民族的精神，似乎阻碍历史进步的时候更多，并没有什么特别宝贵的地方。
金庸还举例，说“比如看到一个流氓在欺负一个姑娘，能够出手相助的有几人？”我承认，这要相助，而且在没有“侠义精神”作为“宝贵财富”的国家，大概也都崇尚相助的。当缩头乌龟的懦夫，那是连做人也不配的，不说也罢。问题是如何相助？照金庸小说的模式，就该像鲁智深对付镇关西那样。国人所崇尚过的“侠义精神”，不就是通过这等形象张扬的吗？金庸希望国人具备“侠义精神”，莫非就主张今天的国人也能像鲁智深那样提拳上前、三拳毙命？
作为一个在《明报》上站立起来的时评家，金庸属于法治化的现代；作为参与草拟香港基本法草案的国际法专家，金庸更属于法治化的现代；可作为武侠小说的坛主，恕我不敬，金庸却有点象封建僵尸的招魂者，竟还向21世纪的人们张扬什么“侠义精神”，趁早免了吧！(稿源：红网)(作者：慕毅飞)(编辑：闵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