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关注农民工疾苦（今日关注）

　　本报记者 叶晓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有1亿多农民离开土地进城务工。从最初的“民工潮”，到今天一些地区的“民工荒”，农民工经历了怎样的变化？现行政策如何调整？日前在京举行的农民工公共政策改革与服务创新研讨会上，专家呼吁———

　　农民工构成有变

　　近年来，随着大量农村务工人员涌入城市，农民工已成为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统计表明，1978年至2003年，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人数从不足200万增加至9900万，其中有80％以上进入城镇。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农民工的构成也在发生变化，出现了大量不是农民的农民工和不流动的流动人口。”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郭虹指出。

　　她分析说，一方面，一些当年的青年务工者逐渐在城市成家生子，与此同时，“夫妻同行式”这种家庭式迁移呈上升趋势。他们中许多人从进入工作岗位开始就住在城市，以工资为主要收入，有的还是管理层或个体工商业者，但由于户籍政策的限制，这部分人未能取得城市身份。他们所遇到的困难，已不再局限于就业、劳动保障层面，而是涉及到公共卫生、劳动权益、社区关系、居住权、子女教育等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

　　就业面临诸问题

　　尽管农民工为城市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但他们在社会上总体地位依然不高，工作和收入不稳定仍困扰着他们中的许多人。“农民工人数庞大及综合素质不高是其中的重要原因。”农业部政策法规司副司长张红宇强调。

　　他指出，首先，中国农村低技能劳动力长期供大于求。目前全国有约4．89亿农村劳动力，除去从事农副业者及在乡镇企业工作者外，仍有1．5亿剩余劳动力，他们中大部分转向了城市。

　　其次，许多农民工进城打工处于盲目状态，无就业目标、无专业技能、文化低，这使得他们在劳务市场的激烈竞争中常常处于绝对劣势，不得不从事各种脏苦累险工作并被迫接受超低待遇。据北京市协作者文化传播中心今年8月在北京、青岛、广东3地所作的调查表明，只有27．4％的农民工在进城前知道自己到城里做什么工作，25．2％的人在外出前受过培训。

　　再者，目前对流动人口的管理制度存在一些缺陷。如在外来人口比较集中的地区，当地政府城市发展规划和社会各种公共服务规划并没有考虑到这部分人的存在和需要，对这些人的社会管理费用也没有包括在政府的正常财政预算中。一些政策和法规也有不完善之处，如《劳动法》规定劳动合同可以约定试用期，但一些企业经常在试用农民工一至两个月后，以不合格为由将他们辞退。

　　完善农民工政策

　　有关专家认为，政府要加强对农民工的就业培训，全面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今年年初，农业部、财政部等6部门共同启动实施了“阳光工程”，有计划、有步骤地对外出务工人员进行职业技能培训，取得显著效果。

　　“但是，农民工流入地对农民工的培训还不多，受过培训的农民工还需要接受进一步的教育。”郭虹说。

　　北京市协作者文化传播中心首席统筹李涛认为，应加强培养农民工寻找自我发展机会的能力、适应城市生活的能力、适应职业角色转换的能力。

　　北京西城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王秋生认为，要积极探索适用于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制度，确保工伤保险制度的贯彻落实，建立农民工大病或疾病住院保障机制，为农民工建立相应的社会援助制度，并着力解决农民工劳动安全卫生问题。

　　目前中国政府已先后取消了各种对农民工使用的限制，颁布了《劳动保障监察条例》，实行建筑行业欠薪保障金等制度，同时，加强对企业工资支付情况的监督检查。

　　“经济要可持续发展，要求劳动力资源可持续发展，保护农民工就是保护劳动力资源。我们应形成整合性力量，全社会共同来关心农民工。”卫生部执法监督司副司长苏志说。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4年11月26日 第四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