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漫笔
安立志
本月以来，电视屏前，因特网上，笙歌盈耳，旗幡招展，众家英雄，粉墨亮相，真可谓“几家欢乐几家愁”，“你方唱罢我登场”。
但是，如果将“英雄”这样的词汇用来描述西方政坛人物，碍于我们多年的思维习惯，难免引发争议，这是因为在我们的英雄观中，总有一些或“革命”或“伟大”的显性或隐性的限制内涵。其实英雄一词，既非国人所专用，亦非人类所独享。三国刘邵《人物志·英雄》说：“夫草之精秀者为英，兽之特群者为雄”。由此可见，草木之“英”，只是花朵之雅称；百兽之“雄”，只作雌性之反义。“英雄”也者，无非自然界、生物界、动植物界的精华而已。援此一例，或可回避称谓之争端。
俗话说：“世事如棋，治国如弈。”然而，世事又远比弈棋来得复杂而丰富。比如月初的美国总统大选，胜者固然意气飞扬但毕竟责重如山，败者固然无可奈何却又能不失风度。其原因不难理解，作为一种政治进程，乃是200多年前美国宪政的一种政治设计，而绝非随意而为的“政治作秀”。作为人类社会政治文明形式之一种，能在当今世界为数不少的国家延续和运行，自有其存在和发展的内在规律。正因为这样，对于这种政治选择的结果，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同样对布什先生的成功连任表示祝贺，甚至我们还派出有关部门和专家对此一政治进程进行了现场观摩和考察，这一举动，“无疑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政治文明上的自信心态以及海纳人类一切文明成果的开放姿态的表征”。(11月4日《南方周末》)
布什、克里，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制度选择的英雄。在竞选舞台上亮相的“演员”，能否成为英雄，当然要看本人的素质和“演技”，然而，从根本上说，却取决于制度的选择和公众的认可。而同在十一月，阿拉法特由病而亡的起伏命运，才真正体现了国人习惯思维中的英雄本质。在矛盾交织、错综复杂的中东舞台上，这个被称为“中东不死鸟”、起初手持“自由战士的枪”，继而又高举“橄榄枝”的充满了神奇魅力的巴勒斯坦老人，以其叱咤风云、波澜壮阔的一生，赢得了世界人民的尊敬。然而，在其巨大的声望和影响力的背后，也可以看出其致命弱点，那就是一个仅仅基于个人能力、个人魅力、个人影响力的人物，即使是“架海的金梁，擎天的玉柱”，当民族的、宗教的、人民的使命系于一人之身时，也往往力不从心、无可奈何，从而不可避免地出现挫折和失误；而当“金梁”坍塌，“玉柱”摧折，出现“法塔赫向何处去”这样的问题，才会成为历史的宿命，从而给同事和民众平添了许多的忧虑和变数。
我在这里并非刻意宣扬“英雄史观”，“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创造历史”，作为一个哲学命题，早已有了答案。但是作为这个答案的组成部分，也从来没有否定过英雄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重要作用。在这里，我们不去重复这些老生常谈，只是从较浅层次上提出一个“英雄产生机制”的问题。草创时期，的确需要号令三军，叱咤风云，从而“马上得之”的英雄；承平年代，需要的则是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治国，并由“人民选择”的英雄。只有如此，社会才能长治久安，减少震荡。此一问题作为一个哲学和政治学的大题目，一篇短文显然不能胜任。党的十五大指出：“我国文化的发展，不能离开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党的十六大要求，“借鉴当代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所有这些，才真正体现了我们党在风云激荡的世界潮流面前与时俱进的理论勇气和实践魄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