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望大舅

　　“真想去贵州一趟,去看看你大舅……”。这是母亲病重时常念叨的一句话。母亲后来去世了,这话也就成了一个遗愿。

　　母亲说的想看望大舅,其实是指给大舅扫墓。五十多年前,大舅就牺牲在了贵州,从此一人长眠在遥远的南国,山高路远,故乡始终未有亲属前来探望。这,大约也就是母亲临终而不能释怀的原因。

　　我这次来贵州,就是为了母亲的这个未了的心愿。

　　从幼时起,大舅就是我心中的偶像。这当然主要缘于母亲的讲述,母亲总是带着一种在我看来有点奇怪的神情,对我们讲起大舅的故事;后来我才明白那种神情是既感骄傲和自豪,又有忧郁和悲伤,跟讲起普通故事来当然异样。大舅叫仪忠惠,从小就聪慧、刚强,志存高远。日本鬼子的铁蹄踏破了我们的家园,十二岁的大舅成了村里的儿童团长,帮游击队送情报、站岗放哨;十五岁又成了区儿童团长,带领少年伙伴们宣传抗日,发动群众。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发动内战,大舅这时已是区政委,在主力部队战略转移之后,留在敌后继续坚持斗争。敌人对大舅是又恨又怕,悬赏通缉,而大舅却靠了群众对共产党的拥戴,愣是在白色恐怖中坚持了下来。母亲说,情况最严重时,敌人几乎是挨家“梳篦子”式的搜查,群众就利用一家人出殡的机会在村外造了一座假坟,里面搁个空棺材,白天大舅就藏到这棺材里睡觉,晚上则出来开展工作,为坚持斗争的群众鼓劲打气。

　　而当红旗重新插上鲁西南这片热土,大舅也终于“走出坟墓”重见天日,本可以带领家乡父老开始和平建设的好日子,党组织动员老区党员干部南下,充实新建的革命政权。大舅毅然率先报名。此举受到年迈的外曾祖母的坚决反对,她说:日本人来欺侮咱们,咱得抗争;蒋介石的还乡团向咱们倒算,咱也不能叫龟孙子得逞。可这革命不都胜利了么?那南面的事,咋还用你去操持呢?她还说,这些天夜里一闭上眼睛就做梦,梦见一只白兔身上滴血,从南往北跳。她说这梦是个凶兆,因为大舅是属兔的。

　　劝说和梦兆都没拽住大舅的决心。他以干部队长的身份带领一支小分队,从鲁西南一直走到江西,又从江西走向贵州。大舅说:只为了个人舒服,怕困难怕危险,那我们入党做什么?将心比心,要是人人都光替自己打算,咱中国人啥时候能直起腰杆子?

　　“猎豹”疾驰在宽敞的柏油路上,昔日的天险乌江,架起了钢索牵拉的长桥,犹如山间一道美丽的彩虹……

　　这是五十多年前大舅走过的同一条路啊。那时,他们却是筚路蓝缕,用自己的双脚一步步丈量过来的,几乎丈量了大半个中国。

　　大舅最终走到了桐梓县,被任命为高桥区政委。像北风吹来的一粒蒲公英,他在这片陌生的南国土地上扎下根来。由于他的智慧、果敢和火一样的工作热情,很快就打开了局面:山村的群众发动起来了,建立了基层政权:那些骚扰人民、与红色政权为敌的顽匪大部被剿灭;而那些因受国民党宣传而沦为“土匪”的人们渐渐醒悟了,知道了共产党的好,纷纷到区政府登记“自新”。一时间,无论是高桥区的人民还是残存的匪众,都知道区上有个山东人仪政委,人民爱他,土匪则是怕他。而一些死心塌地要向人民政权顽抗到底的土匪特务,更是把大舅视为眼中钉,他们要枪打“出头鸟”,于是花重金买通一个叛徒,在一次大舅只带了很少几个人去参加的乡村集会上将他包围。大舅虽奋力抵抗,却寡不敌众,有包抄上来的匪徒从身后向他开枪,大舅头部和胸部中数弹而牺牲。

　　那只跳跃在外曾祖母梦里的滴血的白兔,竟真的是冥冥中的感应,是大舅的命运么?

　　我终于看到大舅了。那是一方黑色的墓碑,碑上镌有大舅的姓名、籍贯、生日、牺牲时间,桐梓县人民政府敬立。碑后是一方青砖砌的墓穴,脊顶上掩了厚重的黄土,墓草已衰,落叶杂陈其间。

　　一阵冷风袭来,枯叶倏然翻飞。我的胸口却突然发烫,眼眶一热,两行清泪扑簌簌滚落下来。望着那黑色的墓碑,那生卒年月相减,余数只剩下24岁啊!而那个滴血的日子距今又已54年!一个生命就这样早早地逝去,一个魂灵就这样在半个多世纪里孤独地守望在异乡。大舅没有留下自己的后代。对于深受“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鲁文化浸润的人来说,这岂不又是无边的惆怅。

　　然而,大舅那毅然的选择,那如同滴血的白兔一般的宿命,却着实改变了许许多多人的命运。母亲常说,若不是因为大舅的榜样,她也不会在十六岁上就离家参加革命队伍;就不会遇见同是军人的父亲,也就不会有我们兄弟姐妹今天的命运。这当然是对的。而事实上,若没有大舅和他那一代青年的一腔热血(在今天有些人看来可能是头脑发热),没有那种“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向命运的抗争,中华民族的命运是否也得改写,中国的历史是否能成为今天的样子?

　　大舅的墓碑旁还有几十位烈士,多是在解放桐梓和剿匪战斗中牺牲的,有的只注明了“王同志”、“刘同志”,其名不知;有的则只镌有“革命烈士之墓”,连姓也没留下来。这样的情形,在遵义的红军山上,我还看到过许多。

　　我向大舅,也向与他一起长眠的知名的和不知名的烈士,行了一个庄严的军礼。

　　作者：申菏亮　来源：金黔在线—贵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