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多元性和历史的跨度决定了文物的多样性。文物的定义告诉我们,文物是人类社会活动的实物遗存,是历史文化的载体,是古代文明的见证。那么,我们就有理由认为,文物在执行载体功能的同时,由于它因源而流,因文化而物,文物还忠实的反映出特定文化的民族性及地域性,客观地反映出不同文化间的差异,从而具备了同母体文化相适应的多元属性。
从多元文化的视角判断,贵州是一个尚未被人认知的文物大省。因为境内蕴藏着的民族文物,可谓丰富多彩,浩瀚如海。而且,伴随着多元文化即将带来的对文物的重新审视和评估,文物概念的外延将继续拓展,那种追求文物绝对年代的守旧观念将愈发不合时宜,那种轻视支流文化的观点将无地自容。那么,贵州作为文物大省的地位将得到进一步确认。
贵州晚至明永乐11年(1413年)才建省,更多是出于军事及政策的考虑。贵州始行建省。自此往前追溯2000余年,贵州是氐羌、百濮、百越、苗瑶和汉民族五大族系融合的地域;隋唐以降,贵州是中央政府实行羁縻政策和推行土司制度的多民族区域;迄今,贵州是18个世居民族共居之地,这些民族相沿历时长则数千年,短亦数百年。古往今来,贵州特定的历史条件和多民族居住构成状态,一方面孕育出这片土地上文化的多元性;另一方面,决定着各种文化在历史合力中碰撞,特别是在友好往来的和睦环境中互动,使得文化呈现出多元共生互补的特征。
贵州最引人津津乐道的莫过夜郎文化,其面貌虽然犹为琵琶半遮,但日多一日的出土文物,日深一日的学术研究,致使没有人怀疑其历史上曾经有过的辉煌存在,致使扑朔迷离的夜郎成为人们深信不疑的共识。灿烂的夜郎文化虽然迄今仍未整体浮出水面,但其诱人的光芒却也随着一次次为数不多的发掘而释放出来,每一缕文化信息都令人心动目眩。在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进程中,夜郎更是被贵州人视为地方历史文化第一品牌,成为先进文化赖以植根的传统文化沃土。从公共的广场公园到民间的酒肆茶楼,夜郎是一面竞相为名的金字招牌,是一座被反复挖掘的文化资源富矿。文物工作成果亦因此在经济建设中发挥出巨大作用。
无论贵州地域性文物抑或民族文物,都是在中华民族文化多元一体的格局共生互补中发生发展起来的。因此,文物既是文化互动所导致共性趋同的物化,又反映出地域性或民族性个性文化的张扬。文物所蕴含的历史积淀、精神基因、情感基因、文化符号,既是我们赖以加强民族团结和维护祖国统一的至尊法宝,又是我们赖以增强地方自信,凝聚人心,鼓舞斗志,振兴地方所不可或缺的传统支撑。新中国成立以来,反贫困就始终是贵州发展路上的主攻目标。其实,毋庸讳言,鉴于“地少人多”等诸因素原因,贵州历史上就无缘富庶,以致史籍中有“黔省不抵江南一大县”的说法。开发贵州的历史实际上就是不断同贫困交战的历史。前人不甘于贫困,创造出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磨砺出同喀斯特地貌相匹配的如山岩般坚韧的奋斗精神,给我们留下了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正因为如此,越是贫困的地方,越是要重视传统文化的遗存,加强认识和理解传统文化,从中借鉴历史经验,从中激发进取斗志,从中汲取精神养料。从这一意义上说,实现贵州的脱贫,首先是精神文化上的脱贫。面对传统文化遗存这一宝库,只有古为今用,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思变求变,使之成为我们脱贫致富奔小康的一个重要的精神动力。试想,倘若我们连传统文化都舍弃了,我们将变成真正意义上的穷人。
荟萃全省文物的《贵州文物精华》出版问世,目的有二:其一,增强全民文物保护意识,任何一种文化都是动态的,都处在不间断的发展和变异之中。然而,作为文化的载体————文物,又都是静态的,以其凝固的形式见证着这一文化的某一特定阶段。保护文物,保护文化遗产,就是要从动态和静态两个方面进行,就是要确保文化的动态发展始终不脱离它本身的运行轨道,排除所有强加于它的外来因素;就是要确保通过文物的静态保护,把这一文化的发展脉络及其过程中的每一种智慧的物化形式保存下来,不使断层,仰不负疚先人,俯不愧对子孙,站在时代的立场上,无负人类文化的传承延续。其二,本书在注重表现贵州文物的同时,还尽可能地关注文物的相关文化背景,以及文化互动在文物上的细微反映,期冀最大追求度的复原历史文化空间,彰显贵州的宝贵文化遗产;期冀读者不仅从器物学的立场去观赏它,更要从文化的深层角度去解读它,籍此引发思考,有所心得。我想,这或许是编者的本意所在。
作者：吴嘉甫 来源：金黔在线—贵州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