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立
和社会上其他同级别的官员相比，体育官显然权力十分有限，管辖的范围也十分有限，因此在社会上很多人看来，他们的官算不得什么。但当金牌被放在第一位的时候，当竞技体育承载着
一个民族的凝聚力，承载着一个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程度的时候，体育官员和其他领域官员一样，有着巨大的压力和责任，甚至更残酷，因为体育的指标更直接，曝光率更高，上层和普通老百姓都能够明显看到。没有金牌，或者成绩不好，或者社会影响不好，仕途就可能戛然而止。
其中最为人熟知的是原足球管理中心主任王俊生，虽然没被贬，但在那样的背景下调离足协，所有的人都明白是怎么回事；2000年悉尼奥运会后，中国游泳一金未得，当时的游泳中心主任被调任汽摩中心主任，从而离开了竞技体育的一线。在今年奥运会前，总局明文规定，将加大对奥运金牌有功之臣的奖赏，而总局有关领导在解释具体奖赏措施时，就明确指出这将决定一些人的升迁，而蔡振华、李永波的升迁，让人不免想起了这句话。黄玉斌不再担任总教练，虽然行政职务没变，但在很多人看来，这也是体操雅典遭遇滑铁卢的必然结果。至于中国体育的功臣人物许海峰的变动，有人说是暗降，射击在雅典历史性地夺得4金后，人们显然对这样的安排不能理解，但据了解，现自行车中心主任蔡家东有可能调离，许担任副主任只是过渡，很快将会扶正。果真如此，这也是对他的一个奖赏。这就是体育官员权力之路的玄机。
记者曾经和很多中心主任有过接触，他们经常爱说的一句话是：“作为中心的负责人，起码比其他人少活十年。”这是他们所承受压力的真实说法。一个全运会，决定着相当一部分省市体育局长的命运，而在奥运会期间，又有多少省市体育局长在算计自己的金牌数，再看中心主任的面部表情，就可以知道他所管辖项目金牌数的多少了。那个时候，体育官员作为官员，或者体育政治作为政治，其残酷性和复杂性的确难以言说。
恰如其分地说，从各运动队到各中心，从各地方体育局到国家体育总局，就构成了中国体育偌大的一个权力场，而几大优势项目因其受关注度、社会效应及对金牌战略的决定力，注定成为中国体育的“晴雨表”。因此，发生在几大优势项目上的人事变迁，则往往成为对中国体育政策方向、制度调整的最具说服力的注脚。如果把中国体育比喻成一个大舞台，那么几大少帅就是走在前台、被聚光灯追逐的“领衔主演”。
“中国权力榜”别无他义，“榜”在前台，“场”在后台，承载着几大风云人物的“中国权力榜”，诠释的恰恰是背后巨大的“中国权力场”。
《江南时报》 (2004年11月27日 第十七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