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地电影市场系列谈之二　电影怎么审查怎么管

　　一角度

　　上星期“一角度”这个栏目里刊发了郝建老师的《电影到底是什么？》，是这个系列的第一篇。这些深入浅出的文字明眼人看来可能觉得是废话——但常识，往往都是废话。而能传播一些常识，在这时代，已经很了不起了。

　　电影审查：保护少年还是保护成年人？

　　2003年初，电影《大鸿米店》在电影局发放过公映许可证以后又在全国被拖出影院，这类情况在电影圈内被戏称为“追毙”。前一阵在全国各报刊讨论的电影分级问题也引起了电影创作者的激动和失望。

　　看看世界各国的分级制度，它跟我们的审查制有什么不同呢？它是一种行业自律，它本质上是一种商品告知。它的基本出发点是要保护少年儿童，给家长的选择提供建议和参考。分级的意义是一个商品经济的概念，它的作用大致跟香烟盒上的焦油含量标示和吸烟有害健康的警告差不多，就像药品要说清楚其中有什么原料含有哪些成分，孕妇能不能吃这个药，吃了这个药以后会不会犯困、能不能开车和从事高空作业。商业社会理念中的产品告知是一个契约关系，它是帮助购买者进行选择的；而文艺审查制是规定创作者的思路，限定和代替购买者进行选择。

　　从审查者的主体身份来看，世界各国与我国也有根本差别。电影分级这件事情在许多国家都是由行业协会来做的。美国电影史上著名的“海斯法典”，其颁布者和执行者都跟政府没有一点关系，是美国电影制片和发行人协会；法国的电影分级委员会也不是政府官员操办，而是由一些文学、电影等艺术门类的学者、创作者组成；美国、日本的分级制都是用“建议如何如何”的词语。

　　审查制和分级制有重大差别：分级制的基本思路是要保护少年、儿童，审查制的实质意愿是要保护成年人。文艺审查的基本出发点是要计划全体国民的美学活动，管理全体国民的道德情操，导向全体国民的政治思想、社会态度，规范他们对历史及现实的认识。这些活计，应该不应该由政府部门来做先不说，但集中国五六十年的经验，查看世界自中世纪以来的记录，这个思想和美感的检查实在是一件难于上青天的事情，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长远来说，从连同成年人一块保护的审查制度转型到保护少年的分级制将有利于我们民族心理的成熟。

　　电影管理：事前设计还是事后审判？

　　近四五年来，韩国电影出现了井喷式的繁荣，我经常跟朋友议论说韩国电影简直拍疯了——什么类型都能拍得到位，什么题材他们都能拍出有优秀票房的作品。2000年，几个韩国留学生在电影学院搞电影展。面对电影学院学生对他们电影兴起原因的追问，不止一个制片人在回答中把旧电检条例的废除列为首要原因。内地的电影创作者也一样，最关心的也是审查体制。有一位国际著名的导演在私下里曾经誓言：审查体制不改变就不再拍电影。

　　我看到，现在刚出道的作者反而无所顾忌，可以做得不错；而在体制内滚多了的作者，尤其是经常创作主旋律作品的作者就学会了把受虐转变为自虐，于是就为审查者考虑。面对自己的社会认识和艺术处理，他们自己就吓一跳，先犯起嘀咕：“这能过吗？”。张艺谋在电影学院座谈和在报纸杂志上发言，也经常明确讲到电影审查的限制和规矩。一些不正常的标准，一些不该有的顾虑，习惯了深入骨髓了就很难改了。对照韩国电影近年来的井喷式成功，这一点更让我们思考一些问题。

　　在创作之前报题材计划，在创作之中由管理部门审查作品。虽然审查者也有各种快意在其中，但这毕竟是很累的一个活。电影、文学等创作在大多数国家都被认为是一个言论自由和民意表达的领域，是受到宪法保护的。艺术活动都是在美学领域的不定向创造和感性的思潮涌动，控制公民的言说、删节我们的梦境不应该是政府的工作。　郝建

　　作者简介：北京电影学院理论研究室副教授，著名影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