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贵平
最近，余秋雨在接受凤凰卫视主持人陈鲁豫采访时激愤地表示，他将就此封笔，哪怕到了80岁也决不再写。
一个作家，只要不违法乱纪妨害他人，怎么写，写什么，什么时候写什么时候不写，那完全是他个人的自由。余秋雨决定封笔，完全是他个人的自由，但我觉得，他没有必要叽叽喳喳弄出这么大的动静，封笔没什么大不了。作家封笔，无非出于两种原因：一是自身原因，比如江郎才尽；二是外部原因，比如被迫害。尽管余秋雨的作品一部不如一部，但并没有到江郎才尽的地步，至于迫害，那就更谈不上了。余秋雨封笔，是因为害怕批评，“越写麻烦越大”。而公众人物在充分享受鲜花和名利的同时，必然会受到口诛笔伐乃至臭鸡蛋的袭击，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尽管站着说话不腰疼，但我总觉得余秋雨的那点麻烦确实算不了什么，他的麻烦再大，也大不过鲁迅和陀斯妥耶夫斯基们。丹纳在《艺术哲学》中这样写道：“艺术家必须是个生性孤独、好深思、爱正义的人，是个慷慨豪放的人，流落在萎靡与腐化的群众之间，周围尽是欺诈与压迫，专制与不义，自由与乡土都受到摧残，连自己的生命也受着威胁，觉得活着不过是苟延残喘，既不甘屈服，只有整个儿逃避在艺术中间……”余秋雨既没有被暗杀的威胁，也没有遭流放的危险，所谓的麻烦，无非就是人们批评他一是对“文革”期间的表现拒不忏悔；二是帮助深圳唱赞歌，得到好处；三是死不承认文章中的文史错误。因为没有真凭实据，前面两个问题我不想置喙，但文章中的文史错误，那是有目共睹的。余秋雨连这样的“小错误”都不肯虚心接受批评，要他对“文革”中的“大错误”忏悔，无异于缘木求鱼。总而言之，余秋雨给人的总体感觉是居高临下恃才傲物。而余秋雨把这样的小麻烦视为难以忍受的大麻烦，继而封笔，实在是过于矫情。
“余秋雨是很有人生技巧的，他可以在‘文革’期间的上海以文标名，而又不堕入政治恶秽；今天的社会，他可以不要‘院长’的官位而周游世界，可以不要以‘作协会员’的虚名而驰骋文场，这样的‘左右逢源’，在一个发生巨大民生颠簸的文化困惑的社会，当然不免引起诘问”。余秋雨认为自己做的最大一次人生选择就是在“官运亨通、学术地位也很高”的时候，写了23次辞职报告，从最年轻的文科正教授、上海戏剧学院院长的职位上退了下来，打了23次辞职报告才退了下来，可见余秋雨的人生技巧是多么高超、游刃有余。我完全相信余秋雨说的是大实话，不过这些话他完全没有必要在电视上说，他这么一说，就有卖弄之嫌，再联想到他在电视上一贯的“夸夸其谈”，“封笔”之说同样有卖弄之嫌：写是能耐，不写也是能耐。万一有一天他重新出山，也许又会这样卖弄：不是我食言，是读者逼我写的。
就文才而言，我是非常推崇余秋雨的；就人品而言，我也是有一点敬重他的，倘若他能悄悄地封笔，静静地离开文坛，一定会赢得像我这样真心喜爱他的读者更多的尊重。可惜他做不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