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国芳
我们的祖先曾有四大发明，所有中国人都为之骄傲。但是近日读史读到指南针发明的一段历程，却让人除了骄傲之外，更多的是悲哀。
在战国时人们就知道用天然磁石琢磨成指南针，当时被称为“司南”，装有“司南”的车也叫指南车。最早记录指南车的是《韩非子·有度》，而详细记载其制作方法却已是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
我读到的这段记载出《宋书》，《宋书》是南朝刘宋王朝的正史。《宋书·志·礼》中有一段与“礼”关系不大的闲笔，说指南车最早为周公所作，是为了送“荒外远使”而制的，比如西域来了客人，回去须经过沙漠，就用这种车送。到秦汉时，这种车已经不会做了，至后汉张衡才“复始创造”。汉末，这种车又没有了。曹魏时博学之士还在朝廷上有过一次争论，竟然有人说从来就没有这种车，是记载的人乱说。晋明帝时博士马钧又造出了这种车，但晋末又失传了。宋武帝刘裕平定长安时又有了这种车，但这车为戎狄所制，不太准确，至祖冲之才又造出“百屈千回，未尝移变”的指南车。还有一个叫郭善明的人，奉命造指南车，一年都没有造成，而另一个叫马岳的人接着造，但在他即将造成的时候，郭善明却将他鸩杀了。
这段文字记载了指南车的数次发明与失传和一次惨案。
失传的直接原因无非是造车的原理和过程没有记录传下来。但为什么不记录下原理和过程呢？你可以说造车的人没有文化，不会记。造车的人是工匠，他们有的人根本不识字，但像张衡、马钧、祖冲之这样的“博士”，也没有记下来。这说明，还是人们不愿意留下这方面的记录。朝廷或官府以及整个上流社会视造车者为工匠为下等人，他们不入官家的“法眼”，由他们掌控的正史上即使提到也只讲这种车的效果而不会详述其原理。张衡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是正史上有传的少数几个古代科学家之一，但你看他的传，也是讲他当官、为文的事迹多，对他造浑天仪、地动仪却记载得十分简约，至于他造过指南车更是只字不提。最可气的是郭善明的做法，他自己造不出来，却将能造的人杀掉了。也许郭善明是因为忌妒，我做不出来，你这能做的人也别想活。这正如鲁迅先生批评过的：后来的猴子也许有过站起来，想进化成人的，但可惜都被别的猴子咬死了！
另外，我还在史书上看到一件怪事。凡是稍懂一点书法的人都知道颜体和颜真卿，《新唐书》里也有颜真卿的传，但就是只讲他当官的事，竟然一个字都不提他的字写得好。
前不久我看过一期中央台的“新闻会客厅”，今年的诺贝尔奖出来了，主持人与请来的两位教授探讨中国尤其是大陆科学家为什么拿不到奖，什么时候才能拿得到诺贝尔奖。两位客人谈了很多，但他们好像都没有读过上面这段《宋书》，也不知道颜真卿的历史遭遇，谈得不到点。说到底，只要中国社会还是以官的级别、政绩去衡量所有人才的成就，恐怕我们就永远也得不到诺贝尔奖；只要郭善明之流还存在，也不论他是官还是民，是多还是少，我们也难以得到诺贝尔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