闹得沸沸扬扬的复旦“教授嫖娼”事件还没消停，《新周报》又揭出了另一起“教授嫖娼”事件。这两起事件性质似乎完全不同，但其过程却有惊人相似之处，反映出的问题值得我们深思。
首先应该引起我们关注的，是警方在这两起案件中的执法程序。黄坚勇是在1999年4月被警方带走的，而警方所认定的嫖娼行为发生在1998年10月下旬；同样，在陆教授事件中，当事人的声明也表明，警方并没有如其所宣称的那样“捉奸捉双”，而是凭借小姐口供进行处罚，这时也已经事隔半年了。警方执法必须掌握真凭实据，否则就会滥用权力，从而造成对公民权益的恣意侵犯。而众所周知，对嫖娼这样的私密性很强的违法行为，要掌握证据并不容易。所以，扫黄等治安整治活动中大量的处罚，往往以权力的滥用为主要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说，陆德明与黄坚勇一样，也是执法侵权中的受害人。
其次是处罚争议。在两起事件中，当事人都受到了极为严厉的处罚，不但被开除党籍，免除职务、职称，还付出了巨大的道德成本。然而，同样是嫖娼行为，当事人所要承担的后果可能有着天壤之别：如果警方对此事保密，当事人可能只需要付出并不算高昂的经济成本；如果警方通报出去，当事人则要承担巨大的道德风险。而这完全取决于警方的意愿。很多人之所以同情陆德明，就是因为一些腐败的政府官员能够“安全”嫖娼。这不只是政府官员的腐败，同时也是执法机关的腐败。对嫖娼等行为的处罚，在一些地方已经异化为执法机关的“创收”途径。
鉴于此，我认为，对嫖娼等行为的处罚，必须有一个明确具体的规定：一是事实的认定必须清楚，绝对禁止以口供为证据追加处罚；二是公开还是保密的问题，必须有标准。这涉及个人的权利问题，执法机关、媒体和公众，都应重视。
《江南时报》 (2004年11月28日 第二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