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航改制应以安全为最大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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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27日，新华社《谁来修补民航新体制磨合期的漏洞》一文以包头空难为引，全面回顾了2002年民航改制启动以来，中国民航业令人担忧的安全记录。文章给人们留下了沉重的思考：一改制就掉飞机？民航改制往何处去？安全监管如何加强？

　　民航改制今年7月已基本完成，航空公司的资产、人员由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管理；机场、机场安检、公安由地方政府管理。这种分家式的改制实质上是对民航产权与行业监管权由中央到地方的双重权力下放。其基本指导方针当然是以提高效率为导向的。但在这种指导方针之外，可能还有民航高层管理部门卸去安全监管的重压之考虑。

　　近年来，效率导向的改制之风已由市场部门潜入公共部门。这不能不说是受到全球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影响。大处的中国行政改革和小处的中国民航改制都是延续了新公共管理效率导向的思路。

　　公共部门管理效率的提升自然是皆大欢喜之事。但由于公共部门所提供的是公共产品，因此公共部门的管理效率的衡量标准并非只是经济效益。除了经济效益之外，社会效益更是公共部门最主要的追求目标。在两个效益之间，经济效益最终还是要为社会效益服务的，但经济效益似乎已成为时下的公共部门改革的首要目标。

　　民航改制无疑也是受经济效益驱动的。但国家将机场、机场安检和公安等对此类重要的安全枢纽下放至地方管理，则会由于监管的分散和地方专业管理效能的降低而导致了民航安全系数的降低。

　　当下，各航空公司的航班飞行全部排得满满的，飞机连轴转，“五一”黄金周中，有家大型航空公司同时有3架飞机出现故障，造成航班恶性延误。民航改制这样的政策取向是存在问题的，这种有违公共利益的目标取向使民航业沉淀了大量的安全隐患。

　　我们认为，民航改制的必要性毋庸置疑，民航的服务水平和管理效率确实有必要通过改制予以提升。但民航改制作为关系公共安全的极为重要的公共政策，必须有更多的对公共利益的考量。脱离了公共利益的追求，任何公共政策最终都会走向失败。

　　当年英国铁路改制导致火车事故频频(刘海若就是英国此项公共政策失败的牺牲品)，而后导致对新公共管理运动的批判与反思。回到本文的开头，有关方面是否也该反省一下民航改制的效率取向，而更为重视安全服务的供给？

　　(本文为11月29日《新京报》社论，作者谈志林，本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