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如何还乡？

　　期刊观察

　　“知识分子的故乡何在”或者说“知识分子如何还乡”，这些在中国语境下产生的话题，谈起来不单沉重，而且令人伤感，也可能永远没有最佳答案。当“三农”问题到了无法回避的时候，有关知识分子的责任也随之再度被推上思想论争的风口。只是，“知识分子”四个字的名声变得每况愈下，我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能对“知识分子”四个字保持敬意。

　　知识分子由20世纪80年代的狂热激情到90年代的思想分歧与边缘化，有关人文精神的思想论争从来没有停止过。王尧、林建法主编的“新人文对话录丛书”可以看做是90年代“人文精神”讨论的一种延续，但又有各自的生命体温。《书屋》2004年第11期的专题所收入的林同奇、方沂之文章，不仅反映了近二十多年来知识分子的思想历程，也触及知识分子的思想空洞与空白。当知识分子悲苦彷徨时，总喜欢把乡村当成精神故乡，当然其中不乏有真诚之举，但恐怕还是居高临下的救世主心态为主。贺照田曾提到当代学术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知识分子与劳动人民相脱离的问题。如果“乡村是知识分子的故乡之一”这个前提成立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说知识分子很早以前就已经跟故乡格格不入了。

　　摩罗在《天涯》2004年第11期发表《我是农民的儿子》，文章非常深刻地书写了他的苦难记忆：“我跟城市原住民完全没有交往，成分复杂的白领阶层也让我感到陌生，即使是跟最纯洁最有良知的学人纵谈天下文章、喜论惊世学说，也难免感到怅惘，因为我内心最隐秘的一角，盛满了任何学说和文章都无法涵盖的乡村经验和农民苦难。这些苦难才是决定我命运的最根本因素，而这些东西永远没有地方可以倾诉。我因此无法融入学术界、文学界或者文化界，我到哪里都只是一个孤独的异数，是一个真正的化外贱民。”面对与生俱来无法摆脱的原罪感，面对回不去的乡村进不去的都市，他很无奈甚至是绝望。看了他的文章，更觉得这句话听来尤其让人心酸：“农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任何矫情的话语在农民真实沉痛的苦难面前都会被击得粉碎。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乡村与都市早已分野成严重二元对立的表述对象。在这种二元对立的表述策略下，有些知识分子认为乡村与都市的“割裂”无法弥合，甚至认为农村的苦难完全是由城市化进程造成的，认为城市是“万恶之首”、金钱商业市场是罪魁祸首，由此产生怨恨都市的极端心态。我想说的是，用无限的苦难去打倒有限的幸福感、用无限的苦难去仇视有限的幸福感，都是很偏执的做法。正如你不能从上帝手中单单拿走福乐或者苦难一样。对于那些书写身穿情欲内衣的青春叛逆、中年外遇的作品，知识分子何不存些宽容之心？

　　还有一些知识分子的心态值得一提，他们是简单生物进化论的忠实Fans，认定一代比一代幸福。当每个毕业生在各种真真假假的招聘会上如同丧家犬惶惶不可终日之时，当大家走在大街上随时担心人身财物安全之时，当大家总在担心“毒发身亡”的时候，当道德已沦丧到令人发指的时候，如果我们有勇气去直面那些来自底层的苦难和经验叙述时，我们能说，我们是比较有幸福感的一代人吗？都市里生活的人必定比乡村百姓更幸福吗？蒋书丽在《学衡派的道德价值》(《书屋》2004年第11期)一文中说过这样一段话：“中国人的道德前景，从来没有现在这样令人担忧。所以，我们这个社会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急需提高人们的道德修养。”这固然是一种近似乌托邦式的呼吁，但作者毕竟提出了值得高度重视的问题。

　　也许身处这个时代，最缺乏的就是普遍而稳定的幸福感、安全感，这种幸福欠缺感根植于乡村，但并非与都市绝缘，最靠近生命绝望感的群体当然是底层。而我以为，底层的内涵应该更接近于弱势群体、低收入群体，底层应该是分布于乡村与城市缝隙里的为生存而挣扎的边缘群体，而不是知识分子想像中的单纯的乡村。而往往知识分子还在顾影自怜的时候，底层群体已表现出比知识分子更敏感、更感性、更直接、更惊人的反应能力。

　　《书屋》第11期的《好莱坞式的大选》一文提到过一个观点：“低收入阶层是这个社会最大的慈善家。他们住在简陋的房间所以你窗明几净，他们忍受贫困，所以抑制了通货膨胀，所以股票高涨。”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施与受的关系却往往被理所当然地颠倒表述并不断地执行，这正是悲剧所在。

　　底层必须被表述，我很支持这个命题。但表述者与被表述者之关系起点，应该始于平等的基点，没有谁高，也没有谁低，就像林白的《妇女闲聊录》。如果缺少冷静独立的品质、批判与干预社会的勇气，知识分子将永远无法还乡。

　　在对待底层问题时，我内心的祈祷是，知识分子不要把底层当成养病的方式、乡村疗养所、避暑胜地、抒情与想象的故乡，也不要让乡村成为个别人制造同情假象的乡村俱乐部。

　　胡传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