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比愤怒更加恒久

　　深度理解

　　余杰(青年学者)

　　《愤怒》是一部严重损耗作家的身心的作品。在中国当代文学“义无反顾”地走向媚俗与媚权、走向娱乐与游戏的时候，《愤怒》的出现具有标志性的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一部挽回中国当代文学声誉的优秀之作，也是一次向雨果的《悲惨世界》遥远的致敬。正是通过这部作品，作家本人勇敢地站出来，申明我们的罪与我们的爱。作家所要捍卫的不是人的个性的相对价值，乃是其绝对价值——保卫每个给定的个体的绝对价值，它永远也不能仅仅成为手段，无论为了什么目的。

　　北村在《愤怒》中向我们尖锐地指证了时代的“恶”与“罪”——“指证”是当代作家们故意忘却的一种职责。北村说，我们必须对当下的生活发言，通过我们的作品来发言。文学理应关注“受苦者”并探讨“受苦者何以受苦”的命题。北村发现了“恶”与“罪”之间的因果联系——“恶”内在于我们而非外在于我们，“恶”来源于我们自身无法摆脱的罪性。

　　《愤怒》的前半部是对“恶”的集中揭示。主人公李百义来自社会最底层，他带着妹妹来到城市，希望能过上崭新的生活。然而，城市并不接纳他们。城市同样是罪恶的渊薮。他们原本试图依靠劳动获取幸福，却遭到了黑心的工厂老板残酷的压榨和欺骗，他们如同包身工一般起早摸黑地劳动却一无所有。妹妹被抓进收容站后，居然被卖入了风尘。李百义疯狂地寻找妹妹的下落，但妹妹刚刚获救即被汽车撞死。苦难远远没有结束：李百义与父亲开始了漫漫的上访之路，结果双双入狱，并招致非人的折磨。父亲从此失踪，生不见人，死不见鬼。李百义的经历并非“偶然的悲剧”，北村从这个“小人物”的身上触摸到了时代的脉搏。正如作家阎连科所说，没有愤怒就没有文学，北村与他的主人公一起愤怒了。

　　接下来，小说讲述了一个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犯罪故事：在所有寻求正义的可能性被剥夺之后，李百义自己奋起捍卫正义。他杀死了那个将他父亲虐待致死的警察，在处死此人前，还认真地起草了一份判决书，并郑重地签署了自己的名字。

　　从世俗层面看，李百义的行为比《罪与罚》中的大学生拉斯科尔尼柯夫更“接近”正义：拉斯科尔尼柯夫杀死的是一个跟他无冤无仇的放高利贷的老太婆，而李百义处死的是一个残酷、贪婪、道德全然败坏的警察和杀父仇人。

　　但是，从精神层面看，他们却有着惊人的相似性：他们都是独自做出决定，断然中止了“坏人”的生命权利。他们如同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所说的“脸色苍白的罪犯”，一方面站在祭师和法官面前理直气壮地为自己辩护：“可你们的善对我算什么呢？”另一方面一旦观念变成了行动，却又因心灵的折磨而“脸色煞白”。

　　在完成“个人的审判”之后，李百义远走他乡，经商致富，摇身一变成为一位品格无可挑剔的慈善家。他对自己的生活如同中世纪的苦行僧一般苛刻，却视钱财若粪土。他企图通过自己的奉献和舍己来克服罪的折磨，他也终于成为当地官员敬重、百姓爱戴的“圣人”。李百义似乎成功了，但他最终还是失败了。

　　人不能因行称义。无论李百义怎么做，杀人的罪孽都无法抹去。最后，李百义坦然地接受了养女为他安排的道路——被捕归案。在被捕的那一瞬间，他的脸上绽放出极其灿烂的笑容。警察和媒体都难以理解这笑容的意义。这是李百义留给自己的命运，他在法庭上劝说那些试图救他的百姓时说道：“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完全的好人，连一个都没有，我们是罪人。”因为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审判别人。当李百义认识到这一真理的时候，他像回家一样回到了阔别十年的法庭，以及审判之后的监狱。

　　这不是一桩普通的刑事案件。李百义是罪犯，更是哲学家。他以犯杀人罪这种极端的形式，向我们提出了如下的“天问”：何谓正义？人如何去追求正义？在这个世界上是否可能实现正义？这些问题类同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追问：“在大地上我是谁？这个大地又是什么？我和其他人所做的一切是为了什么？”

　　李百义是一个经历罪恶、参与罪恶、摒弃罪恶的“罪人”，他最后的选择是通过爱获得救赎。

　　“既然有这么美丽的世界，为什么没有美丽的人生呢？”这是李百义在法庭上的追问。在此背景下，当年与李百义一样劫富济贫的“战友”张德彪和老六，选择了各自不同的人生道路：张德彪信奉“以恶抗恶”的逻辑，不仅劫掠贪官污吏，还对普通民众施以毒手，在制造若干灭门惨案之后，终于被捕伏法；老六则屈服于“近墨者黑”的“潜规则”，成为一个放弃善恶判断的奸商。这两条都是不归路。

　　惟有李百义的道路是一条真正的拯救之路，他由拉斯科尔尼柯夫(《罪与罚》)走向梅什金公爵(《白痴》)，由聂赫留朵夫(《复活》)走向冉阿让(《悲惨世界》)。这一艰难的历程说明，爱比愤怒更加恒久，爱比恨更具有力量，爱是改变中国的惟一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