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友：宣传防艾 反感免费发套这种方式

　　毛飞

　　11月23日在北京举行的海淀高校预防爱滋病宣传活动上，海淀区卫生局带来的2500只免费安全套却没能在北京大学与清华大学顺利发放，北大与清华校方分别将安全套留在了学校红十字会与校医院。

　　免费安全套在北大、清华遭遇“红灯”，这无疑是一件容易吸引公众眼球的新闻；而北大、清华校方对于拒发安全套行为的解释语焉不详，这就极容易使自己处于公众舆论的不利境地。可以预想，不少公众自然会将北大、清华的校方看作保守思想、落后意识的代言人狠批一顿——上网略一浏览，果真如此！

　　然而，我认为，北大、清华对免费安全套亮起的这盏“红灯”却颇有积极意义——这盏“红灯”促使我们反思一个问题：宣传预防爱滋病就非得现场发放安全套吗？

　　现场免费发放安全套与预防爱滋病宣传活动捆绑在一起，这早已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了，无论是面向普通市民还是面对大学生，免费发放安全套非但已经成为预防爱滋病宣传活动的固定形式；而且，人们也一直在盛赞这一形式，将其誉为进步、开放的象征。

　　但是，人们忽略了一个事实：这种看似进步的宣传模式暴露出我们社会生活中一个传承许久的思维习惯，那就是无视公共事务公共性与私人生活私密性之间泾渭分明的界限。

　　爱滋病已经成为社会问题，以预防爱滋病为主旨的宣传活动乃是具有公共性的公共事务，必然要向社会公众毫无保留地公开；安全套是一种与个人私生活密切相关的物品，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下具有天然的私密性，因此领取安全套也就成为具有强烈私密性的私生活行为。以免费发放安全套作为预防爱滋病的宣传形式，意味着将人们从隐秘的私生活中拉入阳光刺眼的公共空间中来，让私生活的欲望暴露在公共视野之中，这其中体现着公共性相对私密性的压倒性优势——为了实现公共性的目的，我们必须以牺牲生活的私密性为代价。

　　这种无视公共性与私密性界限、以公共性压倒私密性的思维习惯一直活跃在我们社会生活的舞台上，而安全套一直是一件重要的道具。公开、免费发放安全套并不是预防爱滋病宣传的专利，也并非西风东渐的产物；早在若干年前，那就已经是宣传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主要形式，正如王怡先生所说，当妇女干部们以庄严的官僚腔宣布“请已经结婚的同志到医务处领取计生用具”的时候，私生活不复存在——被公共性吞噬了。

　　在反感这种宣传形式背后的思维习惯之外，我还始终置疑这种宣传模式的实际效果。以在大学免费发放安全套为例，大张旗鼓的现场发放让大学生们体验到一种莫可名状的压力：首先，大学校园是一个典型的“熟人社会”，现场领取安全套只会将自己的私生活欲望暴露在熟悉的同学面前；其次，大学又是一个倍受社会关注的公共领地，大学生领取安全套又极容易引致社会公众对大学生形象的褒贬争议。私生活暴露于公共视野必然引发人们内心的羞耻感，这种羞耻感带来的巨大压力只能让不少大学生选择退避三舍——海淀高校预防爱滋病宣传活动上的冷场可算一个明证——这必然影响宣传活动的教育效果。

　　因此，即使为了达到宣传预防爱滋病这个崇高的公共目的，我们也必须想尽办法维护私生活的私密性。无论北大、清华的校方是否意识到了这一点，但他们点亮拒绝现场发放安全套的“红灯”，这在客观上维护了私生活的私密性。面对这盏“红灯”，预防爱滋病宣传工作的组织者们应该有所思考：性生活并不是传播爱滋病的唯一渠道，免费发放安全套也并非宣传预防爱滋病的最佳形式。简言之，我们需要更丰富、更具有现代性的宣传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