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敬泽
一个人，从1968年穿越漫长的时间，来到现在；他经历了当代中国的历史，他始终是时代旋涡的边缘上一个特立独行的细节。这个名叫钟跃民的人出现时，他是1968年北京的“玩主”，是那个时代的“先锋青年”———在正史叙述之外，1968年有着远为宽阔的意义，这个年份是当代中国精神史上隐秘的转折点，当“革命”疲惫之时，当“历史”的冲动耗尽，纷杂的可能性在民间暗自滋生，对此，我们已经看到食指的诗，看到朱学勤对“六八年人”的回忆，而《血色浪漫》提供了另一种叙述：那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的父母曾是高官和将军，他们曾是满怀激情的红卫兵战士，但是到了1968年，这个群体正在残酷的青春中茫然游荡，他们穿着家里箱子底儿翻出来的将校呢军服，在北京的街头成群呼啸，他们身怀利器，随时为微不足道的理由大打出手，他们有自己的一套仪式、礼俗和黑话，在“革命”的废墟上，一种独特的青少年亚文化悄然形成，他们是那个时代的周杰伦，但没有人请他们拍广告。而今他们已是社会栋梁，倾向于修正自己的记忆和经验，而《血色浪漫》保存了这一切。
都梁的叙述态度惊人地正常，他不忏悔，不故作伤感，更不假正经，他的态度是，不管有理无理，反正我们曾经那样，我们曾经那么笑那么哭那么没心没肺没正形曾经那么认真那么不认真，时过36年，都梁居然保持着记忆和经验的质朴，这部小说意兴飞扬的那些段落好像直接出于那嚣张少年之手，没有历史和时间已经赋予他的同辈人的老成持重和老谋深算。在这种质朴的叙事态度中隐含着都梁对于1968年的意义的解说：那是自由精神的源头，是“在路上”的起点。小说一开始就将1968年的北京与1968年的巴黎相比，在都粱笔下，这是有一种确凿联系的，钟跃民此后至今的全部生活都证明了一种桀骜不驯的自由精神，他拒绝成为“精英”，拒绝成为“成功人士”，他拒绝装孙子，他拒绝历史为他安排的命运和提供的机会，他拒绝在任何一个地方、一个社会位置上安居，他一直是一个背叛者，一个离家出走者，他一直保持选择和放弃的权利和勇气，他决心永远“在路上”。
———这种久而弥辣的自由精神是一个奇观，1968年的先锋青年克林顿已经成为美国资本主义的偶像，1980年代中国的先锋青年们现在已是西装哥履、冠冕堂皇，而在钟跃民身上我们看到了一种关于“自由”的始终如一的个人实践。这肯定相当“浪漫”。自由是艰难的、危险的，钟跃民能够坚持下去而依然完好，他注定拥有广阔的天地，他的自由在某种程度上是奢侈和任性———同样的奢侈和任性也导致了人的堕落。
钟跃民是我们的文学中前所未有的人物。中国当代小说中几乎所有“自由者”都或多或少有《局外人》的血缘，他们是不行动的，他们以不行动确证自由，而钟跃民在行动，他一直在行动，他足够地强大，以至于他可以主动地向外探索自我的边界，他不认为自由就是吊着脸子凡人不理，相反，他喜欢这个世界，他热爱生活，他喋喋不休地与人说话，在对话中保持自由，这是钟跃民的力量和魅力的根源。
（《血色浪漫》都梁著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