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栋
伽达默尔认为“传统的心”向着未来开放，传统经典的阐释与当下文学的创作一直存在某种互文式的隐蔽的关联。后人的创作其实是以另一种方式来解读先辈的经典，《伊利亚特》之于乔伊斯的《尤利西斯》，《神曲》之于艾略特的《荒原》，都是很典型的例子。恭小兵在其长篇小说《无处可逃》中通过三个少年充满悖论的青春来呈现人生的荒诞：永无休止的重复与纠葛，可以说，与加缪的思想随笔《西西弗斯神话》有异曲同工之处，不同的是，昔日反抗荒诞的英雄成了无处可逃的声色犬马之徒。
西西弗斯是一个“藐视神明、仇恨死亡、对生活充满激情的”英雄，更是一个玩世不恭的天才。他热爱凡世，为了在人间多逗留几年，第三次被投入地狱，这是他受罚的直接原因，而在神话的原型中，根本的原因可能是对诸神之首宙斯的反抗，这里蕴藏了父辈与子辈、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矛盾张力。有趣的是，《无处可逃》中的三个主人公正是因为打老师而被投进了少管所，然而，这只是荒诞的开始，在后来平淡的生活中，才能更加感觉到生活的荒诞性。
西西弗斯对命运的反抗不是来自战胜命运的信心，实体“此在”的有限性根本不可能对存在的无限性进行彻底的抗争，但被抛入世界的“此在”不得不承担理解的任务，于是西西弗斯开始了无厘头式的调侃、阿Q式的精神胜利：不承认命运，以坚持和清醒的心态来看待这种非人道的游戏。仿佛他不是一个参与者，而是一个旁观者。他最终的目的不在于结局的胜利，而在于过程的见证。《无处可逃》通过三个少年的经历揭示了实体的命运：无始无休的细节的纠缠与整体的重复。工人日复一日的工作，农夫年复一年的劳动，生命的流程以至文明的历史仿佛是一个无可奈何的轮回。在《西西弗斯神话》中，历史的语境是一个整体概念。而《无处可逃》是在一个具体的语境———中国当下的社会———中展开的，涉及到不少当下社会的重大问题：教育体制、社会发展以及价值信仰。在这样一个具体现实语境下，存在的荒诞在一系列具象的社会问题中表现出来了。
那么怎么去面对（具体的和无形的）命运呢？在这个荒诞的世界，人何去何从呢？如果西西弗斯嘲弄命运是一种消极抗争，那么加缪在其小说《鼠疫》中则企图通过人道主义的积极救渎来反抗命运的嘲弄。《无处可逃》因袭了西西弗斯的生存理念和命运观念，既然无处可逃，那就不逃了，这不仅有异于加缪后期的思想，也与中国传统的修身齐家的仁体价值观和弃智绝文的道体生命观不同。不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不想从自囿于物自囿于文中挣脱出来，或许在生命的某一刻，西西弗斯高兴地说：“看，我逮到了一只蝴蝶。”而维特根斯旦说，在不可能言说的地方，你必须沉默。
（《无处可逃》恭小兵著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