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编自《新民周刊》总309期／朱荣林
牛群重返舞台的消息，令人对县域经济发展思路进行再思考。安排一位著名的相声演员以挂职锻炼的方式任职副县长，这本身便是一种商业动作，其策划手段也算是一个创举。但是，事隔3年，牛群失踪，“伯乐”（县委书记孙克杰）自杀，债主追讨，法院传讯，蒙城一片混乱。蒙城的惨重代价引发了人们的思虑。
思虑之一是创收职能正在取代政府职能。县域行政单位的财政拮据源自三大因素：一是事权与财权的严重不对称。除军警之外，全国县级单位承担了40％财政供养人员的“人头费”（即工资），而财政分配所得只占20％，故可动用财政极其短缺；二是“形象工程”压力沉重。县级行政区划是我国行政区划系列中最为基层的独立单元，是经济实力排序的竞赛对象，更是各级政府视察评估的基层实体；三是政府干预经济的成本上扬。于是多数地方政府想到了走“经营城市”之路。在他们眼中，经营城市就是“城市资源”的经营，这里包括土地批租、特许经营、政府资源出售（如领导岗位资源和“挂职”转让等）。
思虑之二是浮躁作风正在取代经济行为。靠造势和名人效应来推动经济建设，是一种政治运动年代的遗风。不少县级政府主要领导缺乏经济工作经验，经济动员停留在政治发动上。甚至将社会炒作之风引进县政管理，以名人效应取代实事求是、制造“泡沫政绩”。
思虑之三是同构产业正在取代特色经济。我国地域辽阔，地区差异性大。县域经济的产业设定必须与地区功能定位、现有产业优势及与周边大城市关联度联系起来进行综合思考。
总之，县域经济规划必须从实际出发，脚踏实地地逐步升级。其实，牛群刚到蒙城的初衷也只是“赶着牛群奔小康”，几乎没有不切实际的奢望。问题在于：在干部任期与经济周期错位的情况下，县级政府领导大有“只争朝夕”之概，直指望乘着飞机追小康，悲剧因此而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