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编自《中国新闻周刊》总206期／童川
我是一个碟龄5年、碟量3500张的碟客。常有人问，这么多书这么多碟，怎么看得完呢。我说：错。收藏的本质是占有，占有是财产权的来源。收藏的欲念就是私有制的欲念。一个独裁者统治那么多他从不认识的人，一个暴君征服那么多他从不踏上的土地。这是把私欲膨胀到公域的结果。
收藏文化是观察中国社会的一个腰眼。一个人们逐渐拥有闲钱、以及人们的财产逐渐开始有一些保障的社会，注定是一个收藏癖盛行的社会。在一个被自己死死握住的东西都不一定属于自己的时代，不在自己手上的东西就更加令人惶恐。收藏癖的实质，就是对这种惶恐的克服。
在我们从小所受的教育里，收藏癖是一种仅仅属于高老头、葛朗台或夏洛克的，或者说是只属于资产阶级的奢侈。但是恰恰相反，一个陕西农民家中的大米，一定是刘永好、柳传志厨房里的几十倍。而我家中的碟片，也一定比斯皮尔伯格家里更多。
在一个只有极少数人才能看到HBO或凤凰卫视频道，以及按照电影局的规章，在网上放映DV作品都需要申请批准的时代，DVD之于碟客的价值，犹如网络之于网民。碟片成为我们在精神上追求与少数人平等、进而与欧美国家的公民在文化上平等的一个跳板。
其实“碟客文化”的实质，就是一种体制外的亚文化。它的叛逆性同时指向摇摇晃晃的产权制度、一丝不苟的审查制度和过于片面的知识产权制度。事实上，DVD近年的普及，深度参与了中国社会的启蒙。甚至没有一门功课，能比碟片对大学生们的影响更深刻。当然也没有一门功课像电影这样缺乏统一教材（最近的深圳除外）。因此如果说阅读教育部指定教材之外的读物，是一个人的启蒙与成长必不可少的。那么观看广电部审查通过之外的电影，自然也是如此这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