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同庆
1895年12月28日，一个改变世界的日子。这一天，在巴黎皮辛大街一家咖啡馆里，卢米埃尔兄弟第一次公映了他们的电影，过去的世界第一次以活动影像重现在人们眼前。这一天被公认为电影诞生的日子。10年后的1905年，第一部中国电影《定军山》在北京的丰泰照相馆诞生，著名京剧演员谭鑫培在镜头前表演了自己精彩的绝活儿。片子随后被拿到前门大观楼熙攘的人群中放映，国人大为震惊。这一年，离狄克逊发明电影放映机过了16年。
事实上，在中国电影诞生前的10年里，电影中的“中国形象”已经在世界广为传播。在电影诞生的最初几年，基本上承担着猎奇世界的使命，遥远的中国自然成为摄影师注目的对象。可悲的是，在人类最早的镜头里，匪夷所思的愚昧习俗，麻木又不无狡猾的神态、病弱的身体，构成了影像中的“中国形象”。
1896年美国谬托斯柯甫公司（AmericanMutoscopeCompany）发行了两部记录晚清重臣李鸿章访问纽约的短片，名字叫《李鸿章在格伦特墓前》和《李鸿章乘车经过第四号街和百老汇》，迄今所知，这是关于中国最早的纪录电影。今天从美国版权登记局记录上还可以查到这两部影片，可见在美国曾做过公开放映。这两部影片也在日本放映过，当年日本优秀的解说员德川梦声为这两部片子做过解说，据他回忆，影片是跨带式循环放映，他还记得解说中的话：“李鸿章这位天下英杰，世界伟人，随意走动，这是活动照相的真正价值。”这两部影片可惜我们还没有看到。
两年以后，1898年，托马斯·爱迪生派了一名摄影师作环球旅行，执行公司拍摄影片计划，其间曾访问了中国的香港和上海，就此诞生了一批拍摄中国的纪录短片，分别是《中国仪仗队》、《跳舞的中国人·傀儡戏》、《香港总督府》、《香港商团》、《香港码头》、《上海警察》、《上海街景》、《香港街景》，在中国电影资料馆翻阅资料时，我曾无意间查出这批没有目录登记的影片。它们是通过何种渠道，在什么时候传入中国，已经难以考证，我曾经长时间阅读这些影片，每部影片不长，约30秒到1分钟，画面质量已经严重受损，而且基本上没有什么实质性内容，阅读这些影片只是强烈地被历史的斑驳和沧桑所感动。
1900年，庚子之变是震撼世界的大事件，世界媒体的关注程度不亚于今天。以充当卢米埃尔的摄影师起家的英国人詹姆斯·威廉逊（JamesWilliamson）曾到北京随军拍摄，后来编辑了一部名为《中国教会被袭记》的影片。在英国BBC制作的一部“二十世纪回顾”的电视纪录片中引用过一段资料，我断定应该是选自这部影片。据法国电影史家乔治·萨杜尔在《电影艺术史》透露，这是威廉逊在花园洋房前亲任导演，由他一家人扮演而成。影片前半段情景是义和团攻打教堂，外国侨民拼死抵抗，后半段则是联军的战斗场面。画面上的义和团团员的辫子明显是假的，外国侨民开枪时会冒出一股白烟，其中有位穿白色连衣裙的外国女性，应该是使节夫人，扮演的惊慌失措相当真实，从电影的气氛来看，显然不是简单的游戏之作，而是威廉逊当时为配合国内宣传，特意制作的一部电影。这部影片用的手法今天叫“真实再现”，看来，今天已经在纪录片中普遍使用的手法古已有之。威廉逊似乎没有胆量在真正战场上出现，而美国的摄影师则跟在美国第六骑兵队后面，拍摄了该军攻打北京城的场面，相对完整地记录下了整个战斗情景。
1902年谬托斯柯甫—比沃格拉夫公司（American Mutoscope andBiographCompany）拍摄了《北京前门》、《天津街景》和《李鸿章和他的随从》等影片，这三部影片已经带有相当纪实的历史内容，那时候的中国刚刚经历庚子之变，北京残破的城楼和天津倒塌的城墙是八国联军的炮火留下的产物。其中，《李鸿章和他的随从》是我们见到的最早的关于这位晚清重臣的影像。片中李鸿章从屋子里出来，走到一架相机面前，从画面上看，李鸿章身材高大，走路颤巍巍，需要有人携扶，非常老态，但从神情看明显流露出对这种西洋玩艺的强烈好奇。这段影片的拍摄时间应该是与八国联军谈判期间，从史料看，李鸿章当年已逾八十，且重病在身。一张《辛丑条约》签订时各国谈判代表的合影很能说明问题，李鸿章显得相当瘦弱，几乎是萎缩在椅子上，与周围气宇轩昂的外国使节形成鲜明对照。关于北京、天津、上海等地的影片，主要是游记似的街景和人群，还有诸如古城建制、街道店铺、小商小贩、交通工具、服装服饰、庙会娱乐等。这些镜头的特点是机位很少变动，大多是一个长镜头下来，几乎没有特写。即便如此，这一个个长镜头凝聚了那个时代的现场气氛，再现了中国人的各个生活场景、生活形态和社会形态。看这些模糊不清的影像，百年前的历史也就有了几可触摸的质感。仿佛可以阅出当时中国的表情，中国人的麻木、软弱、愚昧是写在脸上的，那种对外国人的好奇，透过他们对镜头的注视生动地表达出来。
在中国电影诞生前的近十年的时间里，保留在这些纪录片中的中国是一个贫弱不堪的形象，落后的生产力与严酷的生存状况令人唏嘘不已：抬轿的苦力与轿子里的权贵，进出租界的外国军队，饥馑的孩童和无家可归的难民，这些令人震惊的日常生活细节可以还原出整个社会的生存状况。恐惧、痛苦和死亡，形成早期纪录片唯一的剧情，这些真实的影像成为“镜中的自我”（looking－glassesself），通过西方人的镜子看中国，当时许多中国留学生正是从这些在国外放映的影片里看到了民族的衰落、人性的扭曲、精神的萎缩，并最终成为促发他们猛醒的催化剂，于是剪辫子，禁缠足，反夫权，倡导男女平等，激烈地批判国民性，像鲁迅那样弃医从文，走向启蒙之路。影像的力量点燃了中国复兴最初的心火。
《人民日报》 (2004年11月30日 第十六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