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科技研究的四点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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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年诺贝尔物理奖得奖者的研究工作和亚洲物理学家的工作有着密切的关系，最直接的是杨振宁教授与其合作者米尔斯(Mills)在1954年提出的杨·米规范场理论，是量子色散动力学的主要理论基础。

　　亚洲的科研随着中国、印度以及其他亚洲新兴国家的崛起，肯定会有很大的进步，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以下几点也许值得考虑：

　　一、应该继续重视区域性科学交流。现阶段的科研交流与20年前的内涵不一样，由于目前有一大批优秀、杰出的亚裔科研专才在欧美，他们当中有些甚至是所从事领域中的权威，本文所谓交流除了指亚洲各国在科研上应相互合作，也希望有关研究项目能争取到这些在北美、欧洲的亚裔人才参与。

　　二、将科研当成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科学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研究与文化传统是相互配合的。中国、印度及其他亚洲国家没有好好地将科研定位在文化和教育的重要地位，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这些国家希望短期内在技术上赶上西方。

　　日本的经验是很好的借鉴，我们都知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培养了好几名土生土长的诺贝尔得奖人，包括科学和文学。他们是在自己文化的熏陶下，提出了惊人的科学见解和文学作品，这些日本学者多多少少受了一些传统武士道精神的影响。

　　苏联是很好的例子，印证了科学与文化传统配合的经验。在斯大林时代的苏联社会，不仅经济困难，犹有政治压力，苏联科学家尚能取得许多非常独立而杰出的成就，尤其在数学、理论物理、理论化学的领域内也得到一些诺贝尔奖，这与苏联一脉相承重视文学、音乐、舞蹈、科学与文化的传统有密切关系。

　　三、需要强调应用科技和基础科学之间相辅相成的重要性。西方科技投资一般80％用在应用科技，20％在基础科学研究。除前面谈到的文化传统，基础科学需要足够投资才能吸引优秀人才，有了稳固坚强的基础科学，应用技术才能稳步发展。不少人认为应用科技能通过金钱收购而移植到自己国家，这当然快捷，但从长远看，稳固的基础科学可以更有效推动应用科技。

　　四、强调创新、独立思考的精神。东方的教育传统重视基础知识的训练，往往忽略培养年轻人创新独立思考的学习态度，而西方的科研中许多比较创新的成果是建立在大胆思考、不怕失败的精神之上。所以亚洲国家的教育制度要重视这个问题，检讨如何汲取东、西方教育制度的优点。

　　(原载11月29日《联合早报》，作者潘国驹，本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