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领袖外交中的“大国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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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这次拉丁美洲之行是名副其实的大国外交，也是中国领袖外交中较为成功的一次。衡量领袖外访是否成功可以从各个方面来看，但不管怎样有几个指标极为重要。

　　首先，领袖外访是否确确实实地推进了中国的国家利益。这点很重要。在各个外交场合，领袖都是要以追求国家利益为重。再者，领袖是否有效地向各国传达了中国的意愿和外交政策导向。更为重要的一点是，中国传达出去的信息是否让人接受，并在实践中具有可行性。

　　从这些方面来说，胡锦涛的这次拉美之行可以说是非常成功的。尽管表现了大国的风范，但并没有表现出一般大国所具有的骄傲。简单地说，胡锦涛这次拉美之行，特别是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上的表现，向世界传达出了几个重要的信息。

　　第一、中国正在崛起，一个崛起中的中国是个负责的大国。这一点对一个崛起中的中国尤其重要。随着中国的崛起，各国对中国要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干什么非常关心。中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意向不明一直是外界所担心的，也是所谓的中国威胁论一个重要根源。人们经常说，恐惧是对未知事物而言的(thefearof the unknown)。

　　对很多国家来说，担心的不是中国的崛起，而是崛起后的中国要干什么。在以往，中国领导人尽管也有频繁的外访，但除了表达一些抽象的意识形态和空洞的外交辞令外，不善于在国际政治舞台上表达中国的真实立场。

　　崛起过程须透明化

　　这次不同。中国既坚持了韬光养晦的政策，又向外界传达出了中国要在世界舞台上做什么。在很多国家已经把中国的崛起视为当然的情况下，就需要中国领导层把自己的意向传达出去，使得中国的崛起过程透明化。

　　这样，各国就可以根据中国的政策来相应地调整自己的政策。所以，在今日世界环境中，韬光养晦不应当理解为黑箱操作，而应当是大国透明外交中所包含的谦卑。可以说，能否把中国的意愿和政策导向传达出去，让国际社会来理解中国会是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中国领导人的任务。这种情况也同时表明了中国迫切需要一个更为明确的国际战略。

　　第二、胡锦涛也向世界表明，中国正在形成自身的国际行为原则，从而达到本身的和平崛起以及为世界和平发展作出一份贡献。中国的行为准则正在形成过程中，但有两个重大的原则已经是相当明显了。

　　其一就是国际多边主义。胡锦涛多次强调国际或者地区多边主义的重要性。九一一恐怖主义事件以后，美国实行单边主义，冲击着现存的国际政治秩序。胡锦涛在强调反对恐怖主义重要性的同时，更强调多边主义。而反恐多边主义在减少现存国际社会内部的分裂的同时可以建设更和谐的国际大家庭。

　　事实上，亚太地区各国都面临着不同程度的恐怖主义的威胁，没有各国之间的合作，反恐战争很难取得成效。对多边主义的强调也符合中国国家利益。

　　其次便是经济外交。中国的崛起经常被外界所夸大。中国高层对崛起的限度是有清醒的认识的。一个很简单的事实是，中国的崛起既不是军事上的崛起，也不是政治上的崛起。无论是在硬力量还是软力量方面，中国的崛起都面临着很大的制约。

　　中国的崛起仅仅是经济上的。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外交可说是一种经济外交。这次胡锦涛不仅把经济外交推向到一个高峰，而且开始努力把经济外交的优势转化成为一种战略优势。这尤其表现在中国和拉丁美洲国家的经济贸易合作中。如果说从前中国的原则是外交为经济服务，现在就要开始注意经济如何为外交服务的问题了。

　　履行大国的责任

　　国际多边主义和经济外交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最为重要的大国国际行为准则。冷战后，特别是九一一事件以后，美国抛弃这两个原则，开始搞单边主义。但实际上，大多数国家仍需要这些原则，这些原则仍有助于国际和平。中国能够在这个时候，利用自身的优势，再次强调国际多边主义和经济外交，必然能够发展出软力量，提高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声誉和影响。

　　领袖外交在当今国际社会非常重要。冷战结束以来，新的世界格局还在形成过程之中。美国成了唯一的霸权，但还没有强大到能够支配其他大国的程度。

　　再者，美国是不是唯一霸权，不仅取决于美国本身的实力，还要看其他国家是否接受美国的霸权地位。就是说，到目前为止，世界上还没有出现一个稳定的世界权力格局。自两次世界大战以来，国际秩序都是在领袖外交中形成的，尤其是大国领袖外交。现在也不例外。

　　中国如果要成为大国，履行大国的责任，领袖外交不可缺少。中国不仅有必要参与到现存国际大国俱乐部，而且更要主动积极地为未来的国际秩序的形成作出自己的贡献。不去参与，就会被排挤在外，到最后还得参与进去。积极参与的成本远远小于事后努力争取加入的成本。

　　领袖外交的角色不是其他外交手段所能比拟的。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高层领袖外交的成果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一个崛起中的中国应当是新国际秩序的建设者。只有这样，才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追求最大的国家利益。

　　文章来源：《联合早报》 文/郑永年 原题：《领袖外交中的大国谦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