祸起血浆经济：来自河南艾滋病村的报道(组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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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12月01日03:22 新华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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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里有条防艾热线[一] 村医王龙宵自发防艾6年终于“转正” 村医档案
基本情况：从医35年，1998年，开始自学艾滋病救治，后在家开设防艾热线。现和岳母生活在一起，没有收入，生活基本靠妻子每月的600元退休金，但王龙宵有一个梦想，拍一部纪录片，展现艾滋病患者的求生欲望，名字叫做《追魂》。 2004年11月26日，河南南阳王营村，村医王龙宵在家接听防艾热线。每天，王龙宵都能接到四五个这样的电话，多是外村人打来的咨询电话。本报记者陈杰摄 乡村防艾纪事 前言 今天，第17个世界艾滋病日。 这一次，我们把关注的目光投向村医。作为在国内最早接触艾滋患者群体的人，作为最直接感受艾滋病毒带来伤痛的医护人员，作为河南省最近构建的五级医疗救助体系中的最基层环节，他们对艾滋病的理解，或许更为直观，也更为深刻。 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他们就开始与艾滋病打起了交道。他们看着身边的父老乡亲死去，看着一个个支离破碎的家庭悲剧上演，同样，他们也体会着尴尬的现实困境，见证着救助体系从混乱到逐步有序的建立过程。 王龙宵，河南南阳市宛城区溧河乡王营村卫生所村医，6年来，他在分文收入没有的情况下，办起了一条家庭艾滋咨询热线；吴仲仁，河南驻马店上蔡县邵店乡郭屯村卫生所所长，他所在的村被列为了38个艾滋防治重点村之一，条件已大为改观；河南沈丘县白集乡小李庄村同样是重点村，不过，已从事了4年艾滋防治工作的村医李忠祥，这次却被排除在了救助小组之外。 尽管省、市、县、乡、村的五级救助体系已经初步搭建，但防治经费、人员工资、卫生条件和尚未健全的转院制度，却依然是个绕不过去的现实难题。 而艾滋高发地区的村医群体，尽管也有着经济因素的考虑，尽管存在着自身医疗水平的局限，但是，过去、现在、将来，他们都是救助链条上最基层、最直接也是最重要的角色。关注他们，关注艾滋医疗救助体系，关注艾滋病，因此成为我们无可逃避的选择。 “为了满足广大医务工作者、广大群众的需求，我所定于每晚8：00－10：00为关爱生命HIV/AIDS咨询热线服务时间，无偿为您服务，欢迎参与。”———这是印在王龙宵名片上的一段话。名片上留了一个号码，便是王龙宵家里的电话。每天晚上，王龙宵都能接到四五个这样的电话。 村医曾是“不祥人物” 王龙宵，河南省南阳市宛城区溧河乡王营村卫生所医师，今年62岁。近6年来，他的生活基本上已经程式化了：早饭、坐诊，午饭、出诊，晚饭、在电话机边等待，然后睡觉。日复一日。 他有12位固定病人，每天给他们吃药打针输液已经够忙的了。偶尔的闲暇，他还要关注几十名潜伏病人的病情。 农村人特有的串门、闲聊活动，已经离开王龙宵很久了。事实上，村民曾自觉地和王龙宵保持一定的距离。 因为，他似乎已经成为了一位不祥人物。“我走到哪一家，或者谁来我的诊所，村里人就会以为那家又得了‘那号病’，然后给他们贴上一个特殊的标签。大家都噘（方言，骂的意思）我，认为我破坏了村里的风气”，站在诊所的空地上，王龙宵摸了摸自己厚厚的眼镜片，语气平缓。 “血浆经济”引来艾滋 “那号病”就是艾滋病，村里人忌讳直呼，以“那号病”代称。从1998年到2004年，6年间，王龙宵为几十名乡亲贴上了这个特殊的“标签”。而他们大多是因当年卖血染上艾滋病的。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血浆经济”的提法在当地出现，与“以血致富”运动相对照的，是民间的一则口号：胳膊一伸，露出青筋，一伸一拳，五十大元。 在这个拥有700人、人均土地0.8亩、人均年收入不足1000元的村庄，卖血成了一种“迅速便捷”的聚财渠道。 作为村里惟一的医生，王龙宵很早就关注到这群人的安全。“当时我隐约感觉到会有问题出现，但我实在无能为力。”王龙宵说，1998年，他真切体会到了艾滋病毒的力量：两名艾滋患者在来诊所不久后死亡。 一例是一名女患者，来就诊时，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带状疱疹。王龙宵做了一些初步治疗后，建议她到医院检查癌症和HIV.“那儿的医生对着很多人说查艾滋病，结果病人不干了，跑回了家，后来死了。” 王龙宵说，当时村里人都以为，艾滋病就是和别人乱睡觉染上的。40多岁的一位男患者是王龙宵经手的第二例死亡病例。他到王的诊所就诊时，出现了严重的口腔溃疡。王给患者推荐了一个大医院，经检查发现患者呈HIV阳性。“结果第二天早晨，医院就给我打电话，让我把病人接回家。我没有答应，下午，医院的救护车把患者送回了家。”王龙宵说，当天晚上，他去给病人打针。第二天一早，病人就死了。 最让王龙宵难忘的是一名5岁的艾滋病童，“小男孩是双眼皮，很好看，看到我后眼睛一亮，就像看到来了救他的神仙。”后来，小男孩也死了。 开设热线自发防艾 面对这些求生的眼神，这名64届高中毕业生开始自行钻研起了艾滋病。2000年，他根据自己的经验，写成《艾滋病7例误诊原因分析》一文，并兴致勃勃地送到了当地媒体，但后来并无下文。 “尽管我同情艾滋病人，可是我不知道该如何做？我的知识水平有限，对于这一领域还很陌生。”直到2001年，王龙宵与北京佑安医院的张可教授取得了联系。同年10月8日晚，张可打电话给王龙宵，邀请王到北京参加一个会议。同去参加会议的有宛城区卫生局、防疫站及医院等5名负责人。会议召开一周，王龙宵学习了很多关于诊治和防护的知识。 2002年，王龙宵首次组织村里18名患者到北京302医院接受免费治疗。至今，他已先后四次组织156人次赴京。 此后，王龙宵的名声就大了，他的防艾热线也就是那时开起来的。周边县区的艾滋病患者也慕名而来。截至目前，他经手的艾滋病患者有280余人。 救治小组进驻乡村 2004年7月，河南省进行全省范围的艾滋病摸底清查工作。安阳市卫生部门成立了驻村帮扶小组展开工作。11月，安阳市艾滋病医疗救治体系启动，由卫生部门组成救治小组进驻各个定点诊所，免费治疗艾滋病。王龙宵的诊所就是其中一个。 “宛城区总共有7个定点诊所，4个乡级定点医疗机构。”宛城区卫生局副局长卢少伟在电话中说，溧河乡是比较严重的一个乡，有6个定点诊所。11月5日，宛城区第一人民医院两名医生、两名护士和两名药剂师组成的6人救治工作组驻扎到王龙宵的诊所。 “艾滋病患者及HIV/AIDS携带者总人数超过20人，就要派驻救治小组。”卢少伟说，“同时，还要修建一个占地面积为300平方米，建筑面积为120平方米的诊所，至今年12月20日建成。由卫生系统派驻的六七名医护人员及一名有经验的村医组成医疗小组。这个点是河南省艾滋病五级定点救治医疗机构最基层的一级。”当地的艾滋患者可获得国家提供的抗病毒治疗药物，及河南省提供的抗机会性感染治疗药品。不过，王营村并不属于“重点村”，河南省现在确定了38个艾滋病救治救助重点村，宛城区没有一个村庄在此之列。 老王看病不戴手套 王营村的医疗点现在正在建设中，眼下的诊所位于村东北头，是一座3间房的混凝土屋顶平房，这原本是王龙宵三儿子的房子。 11月24日，冬季不常有的小雨不期而至，屋外的风很大。两个药瓶悬挂在诊所门框的横条上，药水一滴一滴地流进患者的体内。已是冬天，诊所中没有取暖设备，横七竖八地横着几条板凳。 又来了一名患者，王龙宵拿出了体温计：“还发烧不？思想压力不要太大。现在的药都是免费的，安心治疗。还有，这两天降温，要多穿一点。” 随后，王龙宵开始给患者测脉搏。“你现在的情况还不能吃鸡蛋，吃一些面条就可以了。”王龙宵洗了一下手，又倒了些酒精涂在手上。 正在输液的一位患者喊王龙宵过去重新插针。因为天冷造成血管收缩，刚输了一会液，他的手臂上就起了一个大包。 “戴上手套吧。”安阳市宛城区第一人民医院副主任医师崔永华对王龙宵说，她是救治小组的成员之一。“不用戴了，我经常这样。”王龙宵解释说，“戴手套会让病人感觉不自在。” 一名护士拿着一些消毒设备过来，准备代王龙宵给病人插针头。病人不客气地说：“还是让王医生来插吧。” 村医“转正”补助难拿 “自从我开始给艾滋患者看病后，普通病人就来得越来越少了，现在几乎一个普通病人也没有。”王龙宵说。此前，他是一位远近闻名的村医，“生意好的时候，辐射周围30里的病人。” “那时，我一个月也能收入七八百元。但这6年中，我几乎一分钱收入都没有。”“日常生活费倒没有多少，主要的开支就是电话费。”王龙宵的妻子笑着说，“他的电话太多，每月的开支都要150元左右。” 这150元自然是全用在了王龙宵自设的防艾热线上，“现在很多城里人都打来电话。”王龙宵解释，接到电话后，他首先要做的是思想工作，告诉他们会保护隐私，希望他们能积极治疗，“从一定意义上说，我是一名心理医生。我不愿意他们丧失掉治疗机会。” 今年6月，王龙宵被当地卫生部门吸收为安阳市专业救治艾滋病小组的成员。当时，卫生部门曾答应给他每天10元的补助，另外还可从治疗病人中得到一些提成。“但到现在我一分钱也没有拿到。”目前，王龙宵一家的开销全靠其妻的600多元退休金。 “王龙宵的补助确实还没有兑现。河南省财政拨的款主要是救治费，还没有明确规定村医的补助是否可从中扣除”，此前，宛城区卫生局副局长卢少伟曾告诉记者，“但这个问题总要解决的。我们正在和上级部分积极协商，争取尽快兑现对村医的补助。” 当记者把卢少伟的说法转述给王龙宵时，他笑了一下。一名患者恰好挂完了水，走出门去。王龙宵站起身，从墙角取了一些沙子覆盖在患者刚才吐在地上的痰上，又倒了一些消毒药水。几分钟后，他将沙土扫了出去。 (策划/记者陈志华 李列 采写/记者刘炳路 高明 郭建光 吴学军 摄影/记者陈杰) (记者郭建光河南南阳报道) 艾滋击中村医之家[二] 吴仲仁5年收治200余患者，自家亦有三人染疫
吴仲仁在给一名艾滋病感染者开药方。虽然他现在主要接治艾滋病人，但是正常村民仍喜欢找他看病，如把把脉、开药方、简单体检，吴仲仁从不向他们收费。本报记者陈杰摄 村医档案 吴仲仁 年龄：57岁 所在村庄：上蔡县邵店乡郭屯村，艾滋病防治重点村，该村共有艾滋病人200余人。 基本情况：从医30载，1999年开始救治艾滋病人。现在，吴是村卫生所所长，6名同事大部分为上级医疗单位派驻到基层卫生室的志愿医护人员。 如果吴仲仁能做到的话，他想给全村的艾滋病人教一门手艺，好让他们在病情稳定后能够自食其力。 “命算暂时保住了，可接下来的日子怎么过。”57岁的吴仲仁点上一支烟，埋着头，不再说话。他知道自己只是一个村医，仅此而已。 2003年以来，随着抗病毒治疗（ARV）药物的免费发放和其他救助力度的加大，河南驻马店上蔡县邵店乡郭屯村的百余位艾滋病患者，病情基本得到了控制。他们中，大多是家庭的主要劳力，而今，他们连轻体力劳动都已承受不住。 5年一直睡在诊所 吴仲仁，郭屯村卫生所医生，今年57岁。11月23日下午，时针指向两点。吴仲仁一边脱下白大褂，一边招呼记者，“走，回家一边吃饭一边聊。” 妻子王妮旦盛了一碗面皮汤给吴仲仁，埋怨道：“就吃饭的时候想起这个家。” 吴仲仁埋头喝汤，没有说话。5年来，他只在饭点儿才回家一趟，平日一直睡在诊所。在那里，他先后收治过200多名艾滋病村民。 1999年下半年，一名出现口腔溃疡、发烧等症状的男子来到吴仲仁诊所。这是吴仲仁第一次跟艾滋病打交道，不过那一次，吴仲仁“输”了，那名男子很快死去。 2000年，郭屯村因艾滋病死亡的人数为6人，2001年14人，2002年上升到25人。“整个村子像蔫儿了一样，除了能听到鸡鸣狗叫外，就是突然爆发的痛哭声，其余时间，村子里死沉沉的”，一位村民形容当时的情形，“那时只有吴医生家最热闹，进进出出都是病人。” 儿媳卖血染艾身亡 对于艾滋病，吴仲仁比其他村医更有特别的感受。因为，他的儿子、儿媳和孙子，也都是艾滋病患者。 吴仲仁至今记得，上世纪90年代一个初秋的中午，他和妻子王妮旦在大门口紧紧地拽住了儿媳胡很的自行车，不让她出去卖血。不过，他们最终没有拗过这个身高167厘米、体重178斤的儿媳。胡很是个好劳力，百斤重物一搬就起，事实上，她从16岁就开始卖血，嫁到吴家后，她能想到的为家里分担的最好办法，还是卖血。 郭屯村村委会提供的资料显示，该村1445人中，600多人曾有卖血史。 2002年，胡很出现呼吸困难的症状，吴仲仁要其去医院验血。百般劝说之后，她去了医院，被确诊感染艾滋病毒。半个月后，胡很死亡。 悲剧尚未结束。接下来的检测显示，儿子吴恒威、小孙子吴登殿也是艾滋病感染者。吴仲仁没有哭出来，他选择了抽烟：一天一包，两包，直到现在的一天三包。 老吴药方远近闻名 吴仲仁是1968年开始从医的，那年，他被大队推荐去学医。从县卫校毕业后，吴仲仁成了一名村医，这一干就是30多年。说起吴仲仁的医术，村民的普遍声音是“中”。 11月23日下午3时40分，吴仲仁的诊所来了一位不速之客。这名24岁的男子是从90里地外赶来求医的。 “啥地方不舒服？” “我老婆得了艾滋。” “卖血了？” “在医院治病时，输血染上的。” 吴仲仁皱起了眉头，默默地在桌上写起了抗病毒的药方。 郭屯村卫生所医务人员周美春介绍，周边村庄的艾滋病人都喜欢找吴仲仁开药方，他们信得过他。 周美春是吴仲仁同事中最年轻的，23岁，2002年从县卫生局被派到郭屯村卫生所工作。今年7月，又有3人派至郭屯村卫生所。他们都是在这次河南省建立五级定点救治医疗机构中，被统一派到下面卫生所的医护人员。 郭屯村卫生所是一座崭新的农家大院，11个房间分别做门诊、病房、药房和注射之用，使用面积达200多平方米。 郭屯村属于河南省确定的38个艾滋病防治重点村。今年2月中旬，河南省委、省政府决定开展以“六个一”帮扶工程为载体的驻村帮扶工作。郭屯村卫生所就是这个工程的内容之一。 11月24日上午，一辆面包车缓缓停在郭屯村卫生所门前。吴仲仁和工作人员一起，把车内的药品和鸡蛋搬至药房。药品是政府免费发放的，鸡蛋是一个香港人资助给郭屯村艾滋病人的营养品。 儿子再婚老吴发火 条件改善了，但和许多村民一样，吴仲仁并不感到特别兴奋。作为卫生所的所长，他现在还在为下属的工资发愁。原先政府给他们的保证是月薪500元，但他们已经连续4个月没领到工资了。 上蔡县卫生局对此给出的说法是，县政府不能动用艾滋病救治款支付医护人员工资，他们眼下正在想其他办法，尽快解决这一问题。 令吴仲仁烦心的还有家事，儿子现在没有工作。吴恒威现在已经再婚了，吴仲仁还记得儿子当时来跟他说这事时的情景：“爸，我想结婚。” “跟谁？”“你看的一个艾滋病人。”“胡扯。”吴仲仁脱口而出。对话随即停止，儿子蹲到门墩儿上，抽起了闷烟。后来，吴仲仁还是同意了，条件是：不准生育。 11月25日，雪后，气温骤降，郭屯村卫生所院子里的积雪被冻成了冰。第二天，吴仲仁早早地起了床，拿起铲子清除院子里的积冰，他说，担心病人滑倒。一会儿，积冰在卫生所的墙角处，堆起老高。 (记者吴学军河南上蔡报道) 防艾4年渴望被“收编”[三] 村医李忠祥希望加入村里专门治疗艾滋病的卫生室
村医档案 李忠祥 年龄：45岁 所在村庄：沈丘县白集乡小李庄，艾滋病发重点村，现有艾滋病人180余人 基本情况：从医19年，2000年开始救治艾滋病人。他希望把自己的3个女儿都培养成救助艾滋病人的医生。 2004年11月25日，气温骤降，河南沈丘县白集乡小李庄村，下起了今冬的第一场雪。一大早，村医李忠祥家门口的雪地里已经留下了三五串脚印。半小时前，村民刘金星跑来敲门，说老伴血压忽然升高，想挂瓶药水降降压。5分钟后，邻村张王庄村的翠红和王得成也先后跑来，预约李忠祥上门看病。 扒了两口红薯稀饭，李忠祥背着药箱就出门了。初雪，边落边化，村里的小路泥泞，李忠祥走得很小心，但还是滑得跌跌撞撞。 6年前，也是一个雪天，为了赶路给村民看病，李忠祥一跤摔进了路旁的深沟里，药箱的皮带扣硬是摔断了，人在家里躺了一个月，至今左腿还留有后遗症———走路吃不上劲。 但这并不妨碍李忠祥成为全村出诊次数最多的一名村医。2000年至今，李忠祥开展艾滋病防治工作已有4年时间。 小李庄，河南省38个艾滋病疫情重点村之一，全村800多人中，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多达180名。经过村头那片密集的坟地时，李忠祥声音低哑，“又添了座新坟”。 防艾之初啥也不知 李忠祥第一次听到“艾滋病”这三个字是在2000年。那一年，小李庄6名曾经卖过血的村民在郑州防疫站化验中查出感染了艾滋病。不久，越来越多的村民也都检测出了同样的病。 乡里召集村医开了卫生会议。会上，乡领导对艾滋病的解释是“无名发烧病”。当年冬天，小李庄所在的整个尹庄行政村开始对村民实施机会性感染免费治疗。不过，由于村医对艾滋病知识几乎一无所知，在治疗中，基本上是按照普通病症，头疼医头，脚疼治脚。 “我当时就感觉纳闷，很多以往药到病除的发烧、哮喘、皮疹，却怎么也治不好。” 李忠祥回忆，当时，他们根本不知道那是艾滋病所带来的并发症。为了搞清楚艾滋病究竟是怎么回事，李忠祥多次跑到沈丘县新华书店查找相关的书籍。“但能解渴的书太少了，涉及到治疗方面的书更是从没遇到过一本。”李说。 不过，这并不能打消李忠祥钻研的念头。事实上，走上村医这条道，李忠祥靠的就是自己的钻研。 45岁的李忠祥从医已有19年。1981年，当时务农的李忠祥迷上了中医。只要一有闲钱，他就会买来《黄帝内经》、《华佗内照法》、《中医400味白话解》等传统医药书，往往是扔下锄头就捧书看。1985年春，在邻村当赤脚医生的叔叔拍了拍李忠祥的脑袋说，“给我背药箱吧，我教你西医。”一年下来，“中、西医贯通”的李忠祥在白集乡已小有名气。当年9月，小李庄惟一的老村医病逝。在村民的推举下，李忠祥的诊所在腊月二十六那天开张，他也如愿以偿地当上了一名正式村医。 村子里那么多艾滋病人，李忠祥天天和他们打交道，多少琢磨出了一点“东西”。但这“东西”靠不住，往往上一个患者这么治管用，下一个就不行了。这让李忠祥很是犯愁。 2002年秋天，李忠祥在给一名艾滋病人打针时，意外发现病人家中的米缸上放着一本《艾滋病诊疗手册》，那是国内艾滋病治疗专家、北京佑安医院大夫张可编写的一本针对农村村医治疗艾滋病的手册。 “一见那书，我像个小孩一样高兴地蹦了起来。”李忠祥说。李的妻子回忆，当夜，李在被窝里抱着书一直到天亮，不时还激动地拍打墙壁，搞得她半夜几次惊醒。 去年年底，一名在省城打工的村民在垃圾堆边捡到了一本破书，翻开其中一页，竟发现里面多处写有“艾滋病”三个字，这名村民想起村里的李大夫喜欢收集艾滋病的书籍，于是把书带回了村。 “这么巧！”李忠祥没看几页就笑了，原来这本有关艾滋病防治的书，正是他一直寻找的著名“防艾斗士”高耀洁所编写的。 “以前在电视里见过高耀洁，我对她很崇拜。”李忠祥说，曾经有段时间，眼看着同村的病人纷纷死去自己却无能为力，他多次打电话找到高耀洁所在的河南省中医学院附属医院，希望能拜师学艺，但最终还是没能联系上。 李说，因为村医难得有培训的机会，所以每次得到一本好书难免会兴奋好几天。如今，李忠祥的床头，已放着厚厚一摞有关艾滋病的书籍了。 13人防艾队没有李忠祥 不过，李忠祥积累的这些“学问”显然并没给上面看中。2004年3月，河南省关于艾滋病五级定点救治医疗机构的设置工作力度加大。 作为专门治疗艾滋病的基层机构———尹庄行政村一体化卫生室再次启动，并同时组建了13人编制的县、乡、村联合医疗队，至此，每名村医每月由国家发放固定的工资。但作为全村长期艾滋病防治工作的村医李忠祥，却不在这个名单之列。 之所以称尹庄一体化卫生室“再次启动”，是因为这个卫生室早在2000年12月就已建立并运行。当时，对于重点疫情村的小李庄，政府已开始开展部分免费治疗，凡是HIV感染者每人发放一个治疗本，凭本每月可以在村卫生室领取66元的药物，但要支付20%至30%的药钱用来发放村医的工资。 按照村民的说法，当时上任的三名村医为了获利，不断抬高药价。4个月后，乡卫生院不得不暂时停止了卫生室的运作。此后，在病人中口碑较好的李忠祥进入了村卫生室。但是，混乱的局面并未就此解决。先前的那几名村医依然接管了部分患者的药品分发，从药费中提成作为收入。由于乡里始终没有明确的制度，村医各自为阵争抢病人的现象一度很突出。李忠祥随后退出。 直到今年年初，白集乡卫生院再次做出决定：停止村医为病人收本取药的行为，由部分免费治疗改为全免。 直性子人揪出假药 关于此次未能进入卫生室的“13人队伍”，李忠祥曾多次找到主管方乡卫生院，得到的答复是“编制有限”，而有些村民提供的说法则是，“那是因为李的性子太直，不会来事”。 在村民的记忆中，李忠祥至少有两次惹火了领导。一次是在2002年11月，在白集乡卫生院给艾滋病人发放的药品阿莫西林中，李忠祥无意间发现10粒包装的药盒却有两粒空缺。 凭着多年的经验，李发现，药品没有苦味而且颜色不对，他随即将药样寄给了厂家鉴定真伪。鉴定结果是：发放的阿莫西林是由玉米面做成的。李忠祥拿着鉴定书找到了乡卫生院领导，院方最后承认确实是进了假药，并承诺重新进货给村民发放。 另一次，“李忠祥当着领导面拍了桌子”。一名不愿具名的村民说，当时村里有几个危重的艾滋病人发高烧，急等输水治疗，李忠祥跑到乡卫生院领药时，院方却只给开具一种药物。 “就一种药怎么救人？！”李忠祥火了，一巴掌拍在了桌上。再三交涉未果，他一个电话打给了乡政府。后来，在乡政府的干涉下，李忠祥最终领到了所需的药品。 以上两件事情，白集乡卫生院院长李学广承认确曾发生过，不过他认为，这与李忠祥没进入村卫生室无关。 但是，随着村卫生室再次启动所有艾滋病人获得免费治疗、李忠祥被排除在卫生室之外，他那间往日还算热闹的诊所突然间的冷清却是事实。 一个月下来，李忠祥的诊所收入不到50元，无奈之下，他只好把办了十几年的诊所从小李庄搬到了邻村还未设立卫生室的张王庄。 出诊一趟收入两元 11月25日这天大雪，李忠祥的“生意”特别的火。李的解释是，现在村、乡间都修了水泥路，交通方便了，村民都愿意往大点的乡卫生院跑，而作为村里的小诊所，只有遇到天气恶劣的时候才会是生意最好的时候。 刘金星的老伴是李忠祥以前在小李庄的老客户，虽然李的诊所已经搬到了邻村，但依然习惯由他扎针。王得成的老伴半身不遂，天骤冷浑身疼，要吊瓶水。王已提前告知，药水和针管都现成的，去了只要帮着扎一针就好。李忠祥说，这种自备药品的病人他从不会收费，毕竟大家都是乡里乡亲的。 翠红家的5岁儿子强强发烧感冒。李忠祥先拐到诊所预先配好了两瓶药水。“当村医不像城里医生那样简单，我们先得找绳子捆扎瓶子，然后往墙上砸钉子，最后扎完针还要再三嘱咐家属怎样倒换瓶子，输水时该注意哪些问题。”李边干边说。 一个小时后，李忠祥才走出翠红家，这趟出诊他收入两元。而1个半小时候后，他还得返回为强强拔针。 25日这天，从早到晚，李共接诊12人，而其中分文不收的自备药品的病人就有7例，当天，李忠祥工作12个小时的收入共是10元零两角。 着手研究中药治艾 尽管李忠祥现在的“主业”是普通病人，但仍然会有一些艾滋患者前来找他。药品已能免费领到，但挂水输液什么的，还是会找李忠祥帮忙。李忠祥为此很高兴，因为这让他有机会免费推销自己的“研究成果”。 艾滋病机会性感染病症中，患者经常会出现烂嘴和微烧症状。“发生烂嘴时，嘴里长满了白毛，很难咽下饭。而一旦发起微烧，如治疗不及时离死就不远了。” 李忠祥查阅了大量的中药资料，经反复实验配制出了一种黑乎乎的外敷药膏。“抹上三次保管好。”让李忠祥最开心的是，没几天就有病人上门喊叫，“那黑药真神啊！嘴里的白毛不见了”。 艾滋病人发微烧很难治疗，而李忠祥同样有自己的土绝招：四五种药物按量比一口吞下，连续服用几天保管好，总药价不超过一块钱。 “我现已开始动手研究中草药进行艾滋病的抗病毒治疗，有时我突然会想，全世界都在研究，你一个村医能搞出来吗？那时我就没信心了。”沉默了一会，李忠祥笑了，“不过也说不准啊。” “尹庄行政村，全村2480人中，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多达302人。从2000年至今，小李庄已有70多人因患艾滋病死亡，仅去年村里就死了18人，今年截至目前已死亡11人，死亡率超过了6％，远远高出了省里的其他重点疫情村。”这一组数字，李忠祥说得非常熟练。 “我现在只想尽快能加入村卫生室开展工作。在艾滋重灾村却不能从事艾滋病的防治工作，这还叫真正的村医吗？” 李忠祥又沉默了。这一次，他不说话的时间有点长。 (记者高明河南沈丘报道) 乡村防艾困局待解[四] 河南艾滋病防治体系剖析： 作为主力防治机构，乡卫生院和村医疗所面临资金困难、转院机制不完善及医务人员技术不高等多重难题 11月23日下午，河南上蔡县卫生局副局长余发斌的办公室挤满了人，有找他商定艾滋病日文艺演出事项的，有病人找他索要生活费的，还有前来向他讨要工程款的乡干部和建筑工人。 “你能接着干就干，不能干先放在那里！”余发斌的嗓门大了起来，朝着要账的建筑工人喊道，“我跟你说，钱还没划到卫生局的账户上，让我怎么给你？！” 余发斌所说的“先放着”的工程是一所在建的村卫生所。上蔡，河南省艾滋病病发重点县，按照计划，今年该县将再建20所艾滋病防治村级卫生室，并在年底前启用，但因为资金不到位，余发斌说这批卫生室很难如期启用。 村级卫生室与村医，是河南省新构筑的艾滋病五级医疗救治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最末端———基层医疗组织，但是，它们遇到的困难显然不止是建设资金问题。事实上，除了资源相对较好的省、市医疗机构，目前当地县、乡、村三级艾防体制，都存在着坚硬的现实难题。 五级防治体系启动 河南省有关公开资料显示，河南共有2.5万人确诊感染艾滋病。省、市、县、乡、村五级体系中，乡、村定点医院卫生室则是主力的医疗救治机构。 省、市、县、乡、村五级艾滋病定点医疗机构，是河南省于今年2月提出并开始进行建设的。目前，省级定点医疗机构设立在三所医院，分别是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河南大学淮河医院、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这三所医院负责指导全省危重、重症机会性感染、有伴发其他疾病或合并症的艾滋病患者的治疗。同时，河南省依托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郑州市第六人民医院，成立河南省艾滋病临床技术研究指导中心和河南省艾滋病临床治疗中心。 市级定点医院共21所，分别为18个省辖市的传染病医院或有传染科的综合医院和3所中医院，负责辖区内HIV/AIDS的抗病毒治疗、抗机会性感染及中医药参与艾滋病治疗工作等。 按照河南省卫生厅的规定，每县也都须设定一个县级定点医院。而定点乡卫生院、村医疗所则是主力的医疗救治机构，乡卫生院设置的原则是本着方便就诊、参考发病人数数量多少选择。 河南省卫生厅有关人士介绍，每村艾滋病人在50人以上的为重点村，目前河南共有38个重点村，重点村建有村级卫生室，负责艾滋病人的救治，如果病人病情严重，村卫生室无力救治，则转院乡卫生院就治。对于非重点村的艾滋病人则直接集中到乡卫生院救治，乡卫生院救治不了的再转县卫生行政部门指定县级综合医院，以此上转。 河南省有关公开资料显示，河南共有2.5万人确诊感染艾滋病。河南省各艾滋病高发县（市）也均建立了疫情数据库，并实行疫情报告制度，对所有已确诊的艾滋病人建立档案，发放了病例卡。 原则上，病人只需要携带病例卡、身份证等相关证件到相应的医疗机构，就可获得免费治疗，目前河南省也规定100种药品可以免费服用。 艾滋病情高发风潮 河南高发的艾滋病情是因当年的“卖血风潮”引起。最近调查显示，河南全省共约28万人曾卖血，上蔡约占1/7，共4万多人。 从当初的散乱投医到如今的相对规范，河南省艾滋病人的医疗经历了一个逐步规范的过程。上蔡县卫生局副局长余发斌介绍，河南高发的艾滋病情是因当年的“卖血风潮”引起。 公开资料显示，上世纪90年代中期，在快速致富的大环境影响下，“血浆经济”在中原地区农村兴起，血站林立，许多村民纷纷加入卖血队伍。当时每卖200CC血，可获50元。除了器械消毒不严和卫生条件差外，“血液回输”成为HIV感染的主要途径。 当时血站将血采出，经过离心后，分出血浆，将沉在仪器皿下层的血回输给卖血人员，这样做血站可少向卖血人员支付5元的血钱。 驻马店市艾滋病防治办公室副主任张志林说，问题就出现在这回输血的过程中，卖血者在回输血时通常共用一个接口和管子，这样极易感染艾滋病毒。而大量“专业”卖血者在各个血站间的流动，更是成为传播HIV的快速通道。以上两点，是造成河南艾滋病在短时间内暴发的主要原因。 11月23日晚，上蔡县卫生局副局长余发斌介绍，最近调查显示，河南全省共约28万人曾卖血，上蔡约占1/7，共4万多人。 周口沈丘县尹庄行政村的村民李克勤、李克贤对当时场面的回忆则是：每天，村里人都会挤上几辆敞篷车，高高兴兴地前去卖血。 购药券和限额取药 从2001年开始，部分地区开始对艾滋病人实施限定的免费治疗，可说是救治体制的雏形。 1994年开始，卖血者中被陆续发现HIV感染者，并引起了有关方面重视。1996年以后，大部分血站被取缔，HIV大面积播散得以控制，与此同时，卖血的一些村民开始出现肺部感染、严重腹泻、消瘦等症状，直到死亡。 “那时候人们都说是得了怪病。”上蔡县郭屯村的吴仲仁在村里当了30来年的赤脚医生，他说当时病人的情况基本上是“乱投医”。 与此相应，是较高的死亡率。在上蔡县，近几年来，约有1600名艾滋病患者死亡，2002年共死亡450人，2003年死亡299人。在沈丘县小李庄，村前村后都是成片的坟墓。村民们说，那里埋的绝大多数都是死去的艾滋病人。 此后，河南省有关方面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从2001年开始，部分地区开始对艾滋病人实施限定的免费治疗，这可以说是救治体制的雏形。 上蔡县当时的做法是，实行购药券制。根据病人症状将病人分为轻、中、重三类，每人每月分别发放100元、200元和300元的购药券，病人可持券到所在的村卫生所、乡卫生院或者县级医疗单位就诊，而对于媒体报道较多的该县文楼村政策则更宽，医药费全免。 上蔡县卫生局提供的数据是，截止到今年6月10日购药券被废止，该县共发放购药券1652万元。 周口地区的沈丘县，针对实际情况，对病人做出了“每月限额领取66元药品”的规定，通过村医开出处方，由病人拿处方到乡卫生院取药。不过，很多病人表示，当时并不能领到该数额的药品，原因是，各乡卫生院对村医所开药物的金额、总量均进行了限定，很多村民反映，每月实际领到20元钱的药品就不错了。 由于乡卫生院规定的限额不能满足重症病人需要，该县小李庄村的村医李忠祥曾因开药时超过了限额，与乡卫生院发生过冲突。 村级医疗所的建立 县、乡医务人员下到村里与村医组成医疗所救治艾滋病人。“这是一项政治任务，还要靠医生的责任感了。”上蔡县卫生局副局长余发斌坦言村医的待遇并不高。 对艾滋病高发地区的病人进行全部免费治疗，是今年6月份确定的事。同时，选调县、乡医务人员下到村里与村医组成医疗所，对艾滋病人开展专门的救治工作。 根据河南省要求，上蔡县对县乡和村医原则采取6：4的配备比例，共选调162名县、乡医务人员，派到22个疫情高发村和8个疫情中度村卫生所，与76名村医组成医疗队长期驻村对病人救治。 由此组成的村卫生室，不允许给普通病人看病，只给艾滋病人进行免费治疗，普通的病人到村里普通诊所就医。成立艾滋病专门的免费诊室，前提是医务人员的收入必须得到保证。 上蔡县将76名村医全部纳入财政统发工资，每人每月定额500元。“如果单考虑钱的问题，可能很少有医生愿意干，我们靠的是自己的良心。”郭屯村老村医吴仲仁干了近30年的赤脚医生，他的儿子、儿媳、孙子也都是艾滋病患者，这让他对治疗艾滋病患者更难割舍。 “这是一项政治任务，还要靠医生的责任感了。”上蔡县卫生局副局长余发斌也坦言村医的待遇并不高。然而，仅靠“思想觉悟”，显然不能构成一个完善的救助网络。 周口沈丘县给村医开出的月工资为300元，按原则这些医生不允许再开设自己的门诊，但实际上，在该县艾滋病重点村的尹庄村卫生室工作的三名村医，在家中均开有自己的诊所。村医李树东的解释是，300元的工资难以养家，自己的诊所一般情况是利用中午、晚上才给普通病人看病，不会影响村卫生室的工作。另一个问题是，如何保证免费药品都发放到了患者手中。 一个事实是，在沈丘县白集乡，艾滋病人每次到乡卫生院和村卫生室去领药，很多人领到的都是几块钱的葡萄糖和青霉素。有患者怀疑，乡卫生院从上级单位拿到免费药品后，对部分通用药品做了截流。 对此，白集乡卫生院院长李学广的解释是，常有很多病人点名要“好药”，医务人员是视病情开药。而目前上蔡和沈丘两县卫生主管部门的做法是，对于各诊所开出的药方进行定期审定。 乡卫生院资金困境 由于接治艾滋病人，不少乡卫生院的收入锐减。但他们仍需承担艾滋病人免费救治人员的工资以及村卫生室的运行费用。 与村医疗所相对，处于五级体系中的第四级———乡卫生院面临的问题更为突出。在河南各艾滋病高发地区，乡卫生院除直接给病人看病外，均派员到村卫生室给艾滋病人实施免费救治。 周口地区沈丘县白集乡尹庄卫生室，设有工作人员编制13人，除有本村3名村医，县医院和白集乡中心卫生院分别派有四五名工作人员到该卫生室工作。但事实上，除县医院的鲁来丰医生每天按时到卫生室工作之外，其余派驻医生很少到尹庄卫生室上班。 “乡卫生院的人来了，肯定是上面来检查了。”当地的村民们都这样议论着。乡卫生院的不积极缘自资金难题。 由于担负艾滋病防治工作，其他就诊人员大量减少是个显见的事实。以上蔡县芦岗乡卫生院为例，该卫生院坐落在上蔡县城边，以治疗肝硬化等病症远近闻名，但自从上世纪90年代末设立艾滋病门诊以来，收入大幅减少，1999年和2000年毛利收入维持在60万元左右，2001年部分医务人员进驻村卫生室，病人减少，毛利仅30万元，2002年下降到20万，2003年又削减一半，降到11万元，而今年每月收入仅有两三千元。该院院长李治平说，除了跟全国整个乡级卫生医疗机构的整体下滑有关，更主要的是因为受到艾滋病门诊的影响。 不仅上蔡县芦岗乡卫生院，在河南艾滋病高发地区，担负起艾滋病防治工作的乡级医疗机构均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沈丘县白集乡卫生院的做法是，拟将艾滋门诊单独分出去，在医院的西侧建立一个独立的分部，专门对艾滋病人实施免费治疗，但这同样面临着初期投资的问题，因为上级部门的资金不到位，该院只好垫资5万余元先行建起主体构架。 对于上蔡县芦岗乡卫生院而言，实行普通病人和艾滋病人的分离已难实现，该院20余名医生，超过2/3的医生已专门投入艾滋病防治工作中。该院院长李治平说，很少有其他病人到此看病。 收入减少，为艾滋病人免费救治人员的工资以及村卫生室的运行费用，却仍是乡卫生院必须承担的。 “我们半年没发工资了，只好等着上面的政策。”上蔡县芦岗乡卫生院院长李治平说，自从今年6月省里对艾滋病人实现100余种药品的免费治疗，该院的业务便没有了丝毫利润，也就是说，从6月份开始，该院再也无钱发放工资。 在我国卫生体系中，乡级卫生院均属于自筹资金的事业性单位，自负盈亏，在国家没有资金投入的情况下，使其投入到具有公益性质的艾滋病防治工作中，显然是个矛盾。 沈丘县白集乡卫生院院长李学广也表示，目前该院已经垫资20余万。“这不是长久的办法。”上蔡县卫生局副局长余发斌说，他的想法是，把给艾滋病人免费发放的药品加价15%进行核算，由财政支付该部分加价算作县、乡两级参与艾滋病救治工作的医务人员工资。 “我打了报告，但没有全部批下来。”余发斌说，同乡卫生院一样，在河南省的五级艾滋病防治体系中，县一级医院也均派有不同医生驻村对艾滋病人展开免费救治，目前对县一级的医院加价方案已经获批，但是乡卫生系统的并未获批，“我们只能先欠着医生的钱。” 另外一组数据或许更能说明问题，上蔡县是国家级贫困县，典型的“要饭财政”，今年该县对艾滋病防治经费的预算为200万（用于宣传、工资等支出），其中还不算对贫困家庭的补助和因艾滋病致孤儿童的救助，但事实上，仅村医工资一项开支就达到了300多万。目前，村医的工资只发到了8月份。 乡卫生院条件堪忧 由于条件差，乡卫生院难以接收重症病人住院治疗。不少县也并未建立重症病人从乡卫生院到县医院的转院制度。 资金困境，实际上已经影响到乡卫生院对艾滋病人的救治水平和服务质量。 11月25日，上蔡邵店乡卫生院艾滋病人病房观察室，高李村40岁的患者张换躺在床垫子上输液，不停地打着哆嗦，因为屋里实在太冷了。 邵店乡卫生院针对艾滋病人设置的病房共有4间，每间应安放床位4个，但实际上每屋只放了两三张单床，床上除了一张沾满泥巴的垫子，再没有任何的被褥枕头。地上则散着烟头等垃圾。与此相对，该卫生院普通病人病房被褥均齐全。 按照河南省针对艾滋病人的救助程序，重症艾滋病人须转院到乡卫生院救治，但因为其条件差，难以接收病人住院治疗。不少乡级卫生院成了专门发放输液药品的“药房”。 沈丘县白集乡反映出来的问题则更为严重，病人从该院领取的输液用药，该院不配备针管等器具，病人还需要向院方购买。而病人将药品拿回家，很多人自己扎针输液。 在沈丘县，另一个问题可能与此相关，目前该县并未建立由乡卫生院到县医院的转院制度，很多病人从乡里把药领走，即使病情再重，也没能享受到县医院免费治疗的待遇。 “到哪里都一样。”对此，被派往尹庄村卫生室工作的沈丘县医院大夫鲁来丰和白集乡卫生院院长李学广观点相同，“乡里救治不了的病人到了县医院同样救治不好，因此没有设立往县里的转院制度。” 村医技术面临考验 基层医务人员自身的业务水平还很低，他们不知道各种药物的适应症和用法，认为把药发完就没事了。而另一方面，乡村医生也抱怨对其进行的培训带有误导性。对于基层防艾工作，另一个问题是乡村医生的技术问题。 11月26日，河南省沈丘县尹庄，新建起的一体化卫生室坐落在村东头，两名医生在药房值班，两间病房锁着门，里面打扫得干干净净，村民们说，只有到检查的时候，才会把门打开。 该卫生室医生李树东说，目前他们主要的工作是发放口服药和注射用药，“发放”是众多乡村医生所担负的主要工作，治疗则成为一句空话。 分析原因，河南省有关防疫专家认为，主要在于基层医务人员自身的业务水平还很低，他们不知道各种药物的适应症和用法，认为把药发完就没事了。由此导致的一个问题是，很多农民艾滋病患者在服药后出现反应便停止用药，影响到治疗效果。 而村医的误治情况也现实存在。北京佑安医院长期关注艾滋病救治的大夫张可介绍，在河南很多地区，在医生的错误指导下，致使许多CD4+细胞在400或500以上的艾滋病患者也在服用药物（实际上只有CD4+细胞在200左右的患者服药比较适宜），而许多CD4+细胞较低的患者确由于轻微的副作用退出治疗，抗病毒治疗管理极为混乱。 一个事实是，像沈丘县的小李庄，作为河南省重点村，在使用抗病毒药物治疗后，今年病人的死亡率仍然高达10%左右，从年初到现在，已有11名艾滋病人死去，其中包括两例病人因严重抗病毒药物毒副作用死亡，并引起了当地病人情绪波动。 现在，河南当地已经有意识的经常给乡村医生开展免费培训。到目前为止，当地的医生已基本培训了两轮。 但郭屯村老医生吴仲仁对上蔡县邀请的一些专家的讲解并不满意。他说，一些郑州来的专家连艾滋病人都没有见过，有的也只见过一两例，只照本宣科，带有很大的误导性。 尽管有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事情毕竟在朝着有序的方向发展。作为患者，生活仍将继续，作为基层医生，工作也仍将继续。 11月25日，河南上蔡下起了雪。芦岗乡到文楼的乡间公路上，一辆三轮车跑在雪地里，芦岗乡卫生院院长李治平带着几名医生租车去文楼了。 李治平已经记不得这是多少次自己掏车费了，作为最著名的艾滋村，文楼有病人240多人。由于患者抵抗力极低，天气突变的时候也是他们最容易发病的时候。此前一天，上蔡县郭屯村，村里的腰鼓队进行了排练。30多名队员中基本都是艾滋病人，扭秧歌的时候是他们最快乐的时候。 这个腰鼓队是在帮扶干部、村委及村医吴仲仁的共同努力下组建起来的，尽管有着种种的烦心事，但看着病人扭秧歌时的微笑，同样是吴仲仁最快乐的时候。 “除了延长他们的生命，还要让他们快乐地活着。”吴仲仁说道。 河南省艾滋病五级防治体系 省级定点医疗机构：包括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河南大学淮河医院、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负责指导全省危重、重症机会性感染、有伴发其他疾病或合并症的艾滋病患者的治疗。 市级定点医院：共21所，分别为18个省辖市的传染病医院或有传染科的综合医院和3所中医院，负责辖区内HIV/AIDS的抗病毒治疗、抗机会性感染及中医药参与艾滋病治疗工作等。 县级定点医院： 每县一所，派医务人员进驻村医疗所，并接受乡卫生院转院重度患者。 乡级医疗机构： 视情况进行选择。非重点村患者在乡卫生院救治，同时接收村医疗所较重病人救治。 村医疗所：全省38个艾滋病防治重点村每村一个，部分非重点村也开始建设村医疗所，是五级防治体系中的重点。负责本村艾滋病人的救治，如果病人病情严重，则转院至乡卫生院救治。 (记者刘炳路河南驻马店、周口、郑州报道) 生活在继续[五]
吴素敏，今年6岁，上蔡县邵店乡郭屯村艾滋病患者。今年5月，她被查出患有艾滋病。 她是因为母婴传播感染上的艾滋病。她的母亲于2001年8月死亡，父亲也是一名艾滋病患者，已是晚期。 村医吴仲仁上门督促她服用抗艾药物。然而，药物在吴素敏身上产生了严重的毒副作用，只能停药。 “就连药物对人也不公平。为什么它对有些人的副作用就这么大？”吴仲仁感到很无奈。眼下，吴素敏已经放弃了治疗。 像吴素敏这样的患者毕竟是少数。目前，郭屯村150余艾滋病患者，随着村卫生所的建立和免费药物发放到位，大部分人病情得到了控制。然而，现实并非这么简单。与救治相关的，是艾滋病人的生活问题。 去年腊月23“小年”这一日，上蔡县卫生局副局长余发斌推开家门，被眼前的景象惊呆，十几名艾滋病人挤在他家门口，向他要救济。 “贫困，是摆在艾滋病人面前一道难越的槛儿。”余发斌说。 与救治体系相配合的帮扶制度因此被提上日程。 今年2月，河南省派出76名干部下到艾滋病重点村，他们的一项重要任务便是，帮助当地的群众发展经济和进行村庄的基本公共设施建设。 目前，各村帮扶干部按照河南省政府的统一部署，基本建成“六个一工程”，包括修一条柏油路、打一眼深水井、建一所学校、建一所标准化卫生室、建一所孤儿孤老养育院、建设党员活动室（实建大队部）等。 除此之外，各村的艾滋病人还希望获得经济上的改善。 邵店乡卜庄村的艾滋病患者葛彦州、沈丘县小李庄的李克贤、上蔡县郭屯村的大部分村民，都希望能够在帮扶干部的协调下，帮助他们贷款搞一些养殖、饲料加工等项目。 “这的确比较困难。” 驻马店市委组织部帮扶办科长梁留平说，很多村民希望能贷到款发展经济，但是银行因为考虑到贷款的收回难度，一般不愿将贷款贷给艾滋病人。然而，生活总要继续，哪怕可能随时终止。在上蔡县郭屯村，艾滋病人已经组织起了锣鼓队，一度沉寂的村庄终于又响起了锣鼓声。 (记者刘炳路吴学军河南报道 记者陈杰摄影) （来源：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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