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第十七个世界艾滋病日，确定的主题是“女性与艾滋病”，顾名思义，是要在艾滋病这一纷繁复杂、祸害无穷的洪水猛兽面前，提请各国政府与民众要尤其关注女性——她们既是这一疾病与社会问题困扰下的相对被动者与相对脆弱者，又在母婴传播这一艾滋病传染路径中居于相对可控的主动一方。
1998年的艾滋病日，以“青少年——迎战艾滋病的生力军”为主题，1999年艾滋病日
再提“关注青少年、预防艾滋病”，2000年艾滋病日，主题则转换为“预防艾滋病，男士责无旁贷”，今年又以女性为艾滋病问题的特别关注主体，显示出“艾滋猛于虎”的危机之下，每一个社会角色，都是不可独善其身的关键。预防艾滋病，是一场需要全民动员的大战争。
中国社会的艾滋病问题，由来虽晚，爆发却快。而且由于中国社会的艾滋病患图谱，具有全球同类问题中比较罕见的大面积血液感染事故背景，更令这一问题进一步溢出医学领域的范畴，而指向一个贫穷、腐败、冷漠的综合性社会弊病。
正是这种全民动员的必须，与综合性社会问题齐头并进的统筹，需要具有全局动员能力的政府来居于枢纽当关应对。联合国亚太经社理事会连年来极力敦促亚洲国家要以政治意志对待艾滋病的扩散，否则印度与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则是前车之鉴。种种参照与此中忧患，自然令中国政府领导人决意作为——去年有总理温家宝、副总理吴仪同艾滋病病人握手的举动，昨天国家主席胡锦涛再作表率，加上一系列专用资金的划拨、公共政策的出台、教育宣传的展开，可以说，中国社会应战艾滋病问题的整体动员，已经初见规模。
但是，在这一来得迅猛甚至有些令国人猝不及防的艾滋潮面前，究竟有多少热情只是来自对于灾难的惧怕，而非来自对于生命个体的悲悯与敬重？今天中国社会所遭遇的艾滋病问题，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调查分析与恶果申说，如大面积社会恐慌、青壮年劳动力短缺、地区性的经济恶化、国际形象失分……这些宏大叙事，即便理由充分，其实都不能掩盖这一问题的第一重生死关头——这是近百万(这一官方统计数据近年来正在迅速上升)国民生命权与健康权遭遇到的严重折损，以及更大数目高危人群的生命权与健康权受到威胁，理解他们，帮助他们，正是一个政府与社会注重人权的应有之责。
中国的抗艾运动，已经脚不旋踵地铺将开来，但政府举措与社会氛围，却在长年的历史积习下，并不多见人道关怀的默默温情与权利敬畏的自我约束。正是这种缺乏，往往令中国的艾滋病患者与高危人群，无法如同欧美国家同样处境者那样可以坦然地接受政府与社会的援助。于是便可以看到，虽然针对患者与高危人群而设的免费咨询、免费血液检测、病患登记与社区救济等等国际惯例环节，在中国城市也已逐渐完备起来，但愿意站出来融入到这些体系中的病患与高危者却寥寥无几。面对类似设置，甚至有病患质疑这何尝不是一种歧视。在这一个世界艾滋病日来临的前日，本报记者寻访到广州市内的三名男同性恋者，他们明言自己在社会生活中的压力巨大，对于广东省疾控中心启动的研究援助征集，虽渴望被社会接受但缺乏勇气。这可能导致事倍功半的社会软环境，是中国的抗艾运动迫在眉睫要解开的下一个结。
老问题催生新问题，而新问题本质上又是老问题。中国的抗击艾滋病之战，是一场远比抗击非典要艰难而持久得多的征程，而正如抗击非典告诫了国人需要改变自己的饮食习惯与卫生习惯一样，应对艾滋病的社会努力，更需要一种发自内心的人权观念的更张来作配合。在这个要特别关注女性的世界艾滋病日里，我们将注视的重点，放在感染艾滋的女性依然有做母亲的权利，与婴孩当有健康来到世界的权利之上，便是希望能为这样的进步鼓鼓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