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点：银色命脉

　　今年到目前为止,中共贵州省委共召开了九届五次和六次两次全会。人们注意到,省委的战略发展思路在表述上有一个重要变化:被列为我省西部大开发各项重点工作之首的基础设施建设,不再是单列交通,而是将水利与交通并提。五次全会的表述是:“力争在建立综合交通运输体系、解决工程性缺水等基础设施建设上取得新突破。”六次全会的表述是:“继续大力推进以交通和水利为重点的基础设施建设。”

　　长期以来,我们似乎已经习惯于把水视为“农业的命脉”这样一个单因素的表征符号,而很少去认真思考一下诸如“水,让我们重新认识你”这类集合性的严肃命题。事实上,水也是我们整个人类经济社会的命脉所系,在人均可用水量大大低于全国水平的我省尤其如此。只是,在贵州山区,当水利建设受到决策层如此重视,被提升到突出地位时,我们不难想象,从此它的面貌也将像多年来的交通一样,一颦一笑,都会随时牵动全省上下的神经。

　　缺水世界的“瓶颈”约束

　　先让我们由宏观、中观到微观,逐层考察一下我们身边的水资源现状。

　　全球

　　目前60%的大陆面积淡水资源不足,100多个国家严重缺水,有20多亿人口饮用水紧缺,近80%的人口受到水荒威胁。

　　全国

　　水资源总量居世界第6位,但人均占有量排在第82位,仅为世界人均水平的四分之一,是世界13个贫水国之一。

　　全省

　　多年平均水资源总量为1188．7亿立方米,居全国第9位,理论上属水资源较丰富地区。

　　然而,我省水量丰富与蓄水明显不足的矛盾显得十分突出。黔南三都水族自治县有过这样一副对联:“缺水缺电水电经常缺,有江有河江河枉自流。”横批:“盼望投资。”

　　这副对联道出了我省缺水的主要特点:是工程性缺水而不是资源性缺水,最缺的是投资、是工程。一方面,年降雨量,我省达1100至1300毫米,全国平均水平仅600毫米;另一方面,年用水量,全国为400立方米,我省仅220立方米,全国水资源利用率为22%,我省仅8%。问题的症结就在于蓄水不足亦即工程性缺水。本来数量就已经很少的全省近9万处水利工程,绝大多数还是修建于上世纪50至70年代,标准低,不配套,规模小,由于老化失修、效益衰减,三分之一以上已成病险水库,水资源调控能力非常弱,半数以上乡镇存在供水不足或饮水安全问题。工程性缺水已经成为制约我省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因素。温家宝同志在全国政协等单位《关于对贵州实施水利“十五”扶贫工作的建议》上批示:“对于像贵州这样自然条件非常恶劣的地区,加强水利为主的基础设施建设,是消除贫困的治本之策。”

　　“两年挑一担水”

　　今年3月,一个春雨霏霏、泥泞遍地的日子,我们登上最高海拔2290米、高低落差达1490米的大方县星宿乡。这里喀斯特岩溶出露达90%以上,山谷深切,水源奇缺。我们踏访的漆树村滥坝村民组,28户农家分散在7个山旮旯里,一年至少半年要为干旱缺水发愁,是山区扶贫攻坚战役中最具典型性的深山区、石山区和少数民族聚居区。到达当天正值这个组历经漫漫9个月旱季后旱象初解之际,村民们愁苦已久的脸上笑容绽放,雨水成了他们的吉祥物。这种苦中之乐负载了太多的汗水和泪光。

　　在黔南农村,我们听到这样一个令人心酸的故事:被列为“两山”乡镇的平塘县鼠场乡,因“滴水贵如油”而闻名全县。这个乡新田村的蒙子树村民组坐落在海拔上千米的山顶上,每年枯水期达10个月以上,农户饮用水要到山下的摆京河去挑,“下坡一小时,上坡五个钟”是他们生存条件的真实写照。这个组一名农户大年三十到河里挑水,行至半山腰时刚想歇歇脚,不料凹凸不平的地面打翻了水桶,只好下山重挑,一担水挑到家时已经是大年初一的早上,于是便有了“两年挑一担水”的说法。这简直就是一幅足可与毕加索的变形夸张之作相媲美的“高原负水图”。

　　贵州地处长江、珠江两大流域的上游分水岭地区,是全国惟一没有平原支撑的山区省份,地形陡峻,地貌复杂,降水时空及水土资源分布不均,且岩溶发育,渗漏严重。特殊的地理和社会历史原因,使全省大部分地区农村人畜饮水十分困难,在缺水地方,大量农村劳动力耗费在挑水上,不少地方农村壮劳力要翻山越岭到几公里甚至几十公里的水源地去挑水背水。久旱之困和攀越之险,已经危及部分农户的生存。有的地方群众长期用水的方式是洗脸水留作洗脚,洗脚水留作喂猪牛,洗衣服则要等雨季。耕地、城镇和工矿区相对集中的中小河流上游分水岭地带,偏偏源短流细,黔中地区特别是贵阳市尤困于水。加之生态受破坏导致的水土流失,经济发展和人类活动对水质的污染,使得贵州“水多、水少、水脏(水浑)”三大问题并存。全省扶贫开发重点县主要集中在岩溶地区,而全省岩溶地区至少还有300万人缺水,100万亩土地缺水灌溉,是全国四大生态脆弱带之一。

　　贵州自然灾害的突出特征固然是水旱交织,但干旱缺水仍然是主要矛盾。全省现有旱地缺水面积1504万亩,缺水面达93．2%。水利部原部长钱正英实地考察后结论:干旱缺水是“贵州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最大制约因素”。

　　置身于这样的自然和地理板块下,我们对“两年挑一担水”的千古艰辛或许会多一些体悟和理解。然而,贵州各族群众并未放弃与恶劣环境的抗争,流传在贵州山区的“愚公移山”故事,固然大都源出于一个莽苍苍的“路”字,但同时也大都源出于一个沉甸甸的“水”字。

　　息烽县九庄镇花底寨的4位农民,自带干粮,苦战四个冬春,凿通山壁引来希望之水;册亨县秧坝镇伟帮村农户与村里签订协议书,历经四个冬季移山填壑,完成两段拦河改道造田;“两年挑一担水”的故事发生地平塘县鼠场乡,于上世纪90年代大兴“三小”水利,历尽艰辛争取到各类投融资数百万元,共建水窖、水池1000余个,改造自来水工程管道7公里,全乡60%的群众基本解决了人畜饮水困难…….久为水困的乡村,哪一个不是走了因水脱贫之路?原鼠场乡党委书记李应明为此感慨:“千脱贫,万脱贫,首先要水脱贫!”

　　党心民心与贵州水利工程

　　缺水之地长期面对着“一滴水,一滴汗,一担水要一瓢汗水换”的困境,政府组织实施的饮水工程建成后,广大群众终于得偿渴望,喜悦之情可想而知。在高寒的大方县黄泥乡朝门满族村村头,我们见到该村“渴望工程”纪念碑上有这样一副对联:“党恩浩荡排忧解难引甘泉创亿人千秋福,政绩宏深饮水思源得民意成百姓万代传。”

　　年轻的女村委会主任游文先告诉我们,渴望工程到户,一家人每天省出差不多一个挑水劳力,等于“养了个儿子”。全村400多户人家,到广东、浙江打工的就有300多人。水质好了,找钱路子多了,生活质量随之提高,“连计划生育工作都好做了。”人畜饮水工程竣工时,村里受益农户情不自禁地喊出了“共产党万岁!”

　　三都水族自治县是省委办公厅的扶贫开发联系县,该县的打鱼乡柳排村,是一个典型的“工程性缺水”地区。省委办公厅第四任扶贫队队长郭春光来到这里后,率领乡村干部跋山涉水寻找水源,终于找到了工程路线最便捷的一道溪流。时值盛夏,大家把用背篓和编织袋装着的水泥砂石从都柳江畔搬运上山,沿途挥汗如雨,渴极了便趴在路边的水沟里猛喝一气。那一刻,郭春光真正体会到了缺水地区的艰难。通水之日,村民们喜极而泣。当郭春光一行扶贫期满离开三都时,远在一二十里之外的父老乡亲成群结队连夜赶到乡里,为他们送行。

　　这里采撷的只是我省“渴望工程”实施中的两朵花絮。“渴望工程”仅仅是贵州众多水利工程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它可以折射出我省水利建设一路排难而进百折不回的慷慨征程以及民心所系。

　　贵州历届省委和省政府一直重视水利的基础作用,全省各个五年计划的水利工程建设基本上都超计划完成。但限于经济总量小、财政底子薄,地方财政的投入一直很小,加之投融资体制、工程运行机制等有待进一步改革的主观因素,使我省匹配国家水利工程的资金严重不足,遗留下不少“胡子工程”。全省目前95%以上的水管单位收不抵支,大量工程难以除险加固,已成为全国病险水库最多的省份。

　　这一直是一个雄关如铁、举步维艰的辛劳征程,然而正是在这种漫长坎坷的征程中,贵州水利工程建设形成了自己的鲜明特色,其中无处不体现着党心民心。

　　贵州开发利用水资源历史悠久,其大发展是在中央“九五”以来加大投入之后。这期间经过多方努力特别是积极向上争取,全省续建和新开工了16个大中型骨干枢纽工程,7个大型灌区改造工程得以实施,186座病险水库列入国家一、二批治理重点补助项目计划并开始全面治理,42个城区防洪工程建设业已启动,21个农村初级电气化县建成。近年来,在实施“长治”工程的基础上,我省又争取到国家支持启动国债重点水土流失治理工程、生态县建设和南北盘江石灰岩地区水土保持试点工程;全省在实施人畜饮水工程、“三小”水利工程和灌区治理工程取得明显成效的同时,大中型水库的规划建设进展也较为顺利。

　　招商引资的车流历经曲折后正驶上快车道。全省水利建设的招商引资金额,1999年为4865万元,1999年和2000年为零纪录,2001年为480万元。2002年上一大台阶,达37152万元。2003年则达到了62476万元。

　　与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紧密结合。注重把水利设施建设与粮食增产、农民增收结合起来。黔西南州在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中开发畜牧草水工程、烟水工程、菜水工程、茶水工程、果水工程、蔗水工程等工程项目。烟水配套工程是省烟草公司“烟水配套布局调整规划”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这项工程在黔西南州由地方政府进行3年期规划,发展势头良好。

　　在锲而不舍的探索中,省委省政府逐步形成了一套符合贵州山区实际的新时期水利建设思路,即:围绕工程性缺水这一主要矛盾,按照“大中小微”相结合、以中小水利设施为主,蓄、引、提、排、节水相结合,以蓄、节为主的路子,以新建黔中水利枢纽为龙头,以建设“滋黔”工程为骨干,以实施“三小”为主的雨水集储利用“益民工程”为基础,多种工程措施并举,不断提高水资源调配能力。

　　解决工程性缺水：经费、人才与机制的协奏

　　水利工程建设也要创新工作思路,通过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和发挥政治优势,切实解决好有钱办事、有人干事和有机制成事三大问题。当务之急是要解决“有钱办事的问题。

　　首先要加大财政投入。要继续积极争取中央财政加大扶持力度,地方财政应持续稳定增加财政对水利的投入。有限的财政投资要发挥好“乘数效应”,同时解决好金融市场跟进的问题。中小规模的水利工程更多要依靠以银行信贷为媒介的“间接融资”,其中小额信贷最为便捷实惠。

　　其次是要运用市场机制,引导各类社会资金充分投向水利建设。思南县把负债沉重的三个新建电站产权转让,收回了2510万元的国有资产,接着把县内的10座装机容量和发电量小、设备落后、管理成本高的小水电站租赁给私人经营。打破了“大锅水”体制,同时引进外来投资2亿元,新开发了3座小水电站。一出一进之间,实现了资产存量与增量的转换和放大,拉动了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收到了“开发一条河,两岸都搞活”的显著效益。

　　“有人管事”同样不容忽视。在清水江流域一个民族村寨,我们看到断水长达两月之久的一个水池里,堆放着猪笼之类的竹制品。这个水池由于设计的截流墙长度不够,时有渗漏,但稍加修整是可以解决的。水管所的同志多次进村,村民们却始终形不成合力,因为这个组的组长长期以来都是每年通过拈阄轮流担任,在任时尚且没有积极性,离任时更是撒手不管。全组68户村民只好到高差60来米的山下挑水。上级主管部门的同志忧虑地说,别说村民们提出要几包水泥,就是要一吨我们都给!问题是:谁来组织群众施工?

　　“好带头人”的举足轻重总是在紧要关头彰显出来。惠水县羡塘乡瑶山片区属岩溶峰丛地貌,十年九旱。上世纪70年代,时任乡党委书记的张光俊在自家屋后修了两个小水窖,把雨后的岩浸水蓄积起来,作出了示范。张光俊退休回到瑶山后,又开山炸石修成320立方米水池,将年产300公斤的包谷地改成稻田,当年产稻1700公斤,带动了大批村组干部修建水池,进而带动了全乡的治水改土,抗旱增粮。

　　更具长期性和根本性的问题,还在于通过制度创新形成好的运行机制。罗甸县解决工程性缺水的做法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近十年来,国家对罗甸县的“三小”工程(小水窖、小山塘、小水池)投入了1500万元资金,其中罗甸自筹300万元。为了确保资金能够收回并越滚越多,这个县成立水利公司,采取公司运作制对资金进行统一管理和调度,“以物放贷,以钱还贷,收回再贷,滚动发展”,共建“三小”工程近万个,覆盖全县100多个村,解决了11．6万人口、3．6万头牲畜的饮水困难。近三年罗甸县都遇上罕见大旱,但全县近10个缺水山区的乡镇由于修建了“三小”工程,农户们都能按季节实现满栽满插获得收成。

　　解决工程性缺水固然是目前我省水利建设的主要矛盾,但它绝不是贵州水利建设的惟一。围绕这一主要矛盾,我们还需要统筹做好一系列相关工作如生态立省,节水治污,建、管、用协调,等等,以形成纵深配置,这需要众智与合力。

　　极目高原,苍山如海,白水如银。今天,当说到“银色命脉”对于我们的极端重要性和基础意义时,大约是不会有人持异议了。那么,当我们事实上已经身处在一个缺水世界,当“抢抓机遇,加快发展”必然会进一步加剧水资源紧缺之势的时候,我们是不是需要随时扪心自问:保护和畅通我们共同的“命脉”,你都做了些什么?

　　作者：明卫华 贺学军 刘燕（来源：金黔在线—贵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