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血法：遭遇困境

　　本报记者　吴兢

　　1998年10月1日，根据这一天正式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一个全新的、更为人道和安全的无偿献血制度在我国建立。6年过去了，让我们来看两组数据———

　　一组令人喜：1998年，在全国22％的无偿献血中，自愿无偿献血仅为5％；2003年，这个比例升至61％。

　　一组令人忧：目前，全国各地尚有15％临床用血来自有偿献血。2003年，全国有12个省、区、市自愿无偿献血不足50％，天津、上海等地甚至不到三成。

　　自愿无偿献血的比例越高，临床用血的安全系数越大。献血法所提倡的自愿无偿献血能否做到百分之百？法律的“瓶颈”亟待突破。

　　困境一：法律“苍白”缺乏配套

　　背景：10月1日实施的《广州市献血管理规定》，简化了自愿无偿献血者免费用血的手续。以前的做法，是先交费用事后报销；而按照新《规定》，可以凭相关证件和证明文件，直接免交用血费用。

　　徒法不足以自行！

　　任何一部法律，仅仅确立一种制度是远远不够的。要保障该部法律落到实处，必须设计一种有利于社会成员积极参与、享受这种制度的体制，并建立与之配套的机制。

　　从献血法来看，这一点做得不够。除了道德的奖励外，看得见的权利主要有两项“免费”：一是献血前，免费进行必要的健康检查；二是临床用血时免费。

　　前一项权利，本是一种及时回报，可以大做文章吸引献血者。但在一些地方却被应付了事，打了折扣；后一项权利，对健康人来说并不希望“享受”，所以本应大行方便。但现行模式下，一般都是先交费再报销，导致这项法定权利因为麻烦的程序而流于形式。

　　困境二：“提倡”与“强制”相冲突

　　背景：据媒体报道，11月初，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宣布对不愿献血的学生，将采取取消保研资格、论文答辩不予通过等硬性措施；而首都师范大学外语学院与美术学院则要求对称自己“来例假”的女生脱衣检查，以决定是否献血。

　　根据献血法，我国实行的无偿献血制度，是自愿与计划相结合：“国家提倡十八周岁至五十五周岁的健康公民自愿献血”，同时“国家机关、军队、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应当动员和组织本单位或者本居住区的适龄公民参加献血。”

　　于是，矛盾便出来了。对于公民个人来说，无偿献血是国家“提倡”的，不是强制性义务；对于机关、学校等单位来说，动员组织献血则是“应当”，是强制性义务。为了完成“义务”，单位便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将法律责任“转嫁”到个人头上。

　　既然是法定义务，单位自然要好好履行，但必须靠合法的、道德的手段来推动。比如奖励，评先奖优，优先保研等等，而不是惩罚。

　　另外，计划的存在，也使得一些人为了完成单位的任务而放弃了无偿献血的自愿。

　　无偿献血：逐步取消献血指标

　　背景：据卫生部透露，我国力争再用3—5年时间，使全国无偿献血比例达到100％，其中自愿比例达到80％以上，计划比例控制在20％以内。

　　早在2001年3月，卫生部便提出：在保证临床用血的前提下，逐步取消政府下达的献血任务指标，实现从计划指令性的无偿献血向群众自愿无偿献血的转变。

　　现实的情况是，计划无偿献血在保障临床使用中的确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从另一角度来看，计划无偿献血指令性的方便，使得献血主管部门缺乏改变现状的动力，也缺乏创新机制提高自愿献血比例的热情。这也在实际上阻碍了无偿献血从计划向自愿转变的进度。

　　2003年，上海市率先在高校系统取消了政府指令性献血的指标，改为自愿无偿献血。献血人数会因此减少吗？

　　当年的一组数据这样回答：上海音乐学院往年献血人数平均为60多人，这次多达242人；上海交通大学则以280名献血者创历年最高纪录……

　　法律的困境，仅靠道德的呼吁是难以解决的，必须靠机制来突破。

　　如何进一步完善自愿无偿献血制度，早日实现无偿献血由计划向自愿的完全转变，的确值得有关部门深思。

　　《人民日报》 (2004年12月01日 第十五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