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有话说

　　“一元律师”碍谁事了？

　　某律师事务所推出了一项“一元律师”的业务，市民只需每天花一元钱就能拥有常年的法律顾问。但此举却遭到了上海市律师协会的反对，该协会相关负责人对媒体称，一元律师业务损害了行业利益。（《东方早报》）

　　不知道这位负责人指的“行业利益”究竟是什么？我只知道，“一元律师”提供的是市民需要的物美价廉的法律服务，它降低了普通群众用法维权的门槛，符合市民的利益和需要。既然如此，律协为什么要反对呢？难道，某些人眼里的“行业利益”与市民利益是相对立的？

　　突破法律服务行业传统模式的“一元律师”产品的出现，打破了律师行业普遍高收费的现状。目前，上海律师事务所法律咨询的收费标准在50元／小时—200元／小时不等。高额的收费，让一些市民望而却步。按说，“一元律师”是一个不错的解决办法。但可以肯定的是，这种服务会损害到某些人的既得利益：它的出现，必然分流部分客户。于是，一些人就不愿意了；于是“一元律师”就被指损害“行业利益”。

　　我们有些人总是羡慕人家美国人，遇到芝麻大的问题，他们也说“找我的律师”。据介绍，在美国已有450万户家庭会员使用类似“一元律师”的法律保障计划产品。正因为买的是价廉的“年服务”，美国人才有“找我的律师”的经济底气。为什么它一来中国，却遇到反对了呢？难道，美国的律师就不懂得维护“行业利益”？难道，中国必须在人人都成为富翁之后才有资格说“找我的律师”？

　　“一元律师”不违反国家法律规定，不管碍谁的事，只要市民需要，它都有存在的理由，今天封杀了它，明天一定还有其他的律师事务所提供类似服务。（浙江叶边鱼）

　　谁“拍脑袋”就让谁“买单”

　　长沙市政府出台了《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将建立投资决策责任追究制度，“拍脑袋”决策的领导干部将要为自己的失误“买单”。（《东方新报》）

　　所谓投资决策责任追究制度，就是指在政府公共投资决策形成的各个环节上建立和完善问责制。建立投资决策责任追究制，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曾有专家痛言中国一些城市发展中贪大求洋、城市建筑不协调、违法用地、盲目绿化等十大弊病，弊病有十大，病根是一个：拍脑袋决策。

　　曾有议论认为，治拍脑袋决策要靠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这个方子是好方子，但忽略了一味“猛药”，这就是依靠什么来保证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其实，拍脑袋决策的人物，不仅从来不承认自己的决策是拍脑袋拍出来的，而且从来不忘记给自己的拍脑袋决策披上一件民主化和科学化的外衣。最典型的表现，乃是种种城市建设中的“怪胎”在出世之前，几乎没有一个没经过“科学论证”。问题是这些“怪胎”在拿出来“论证”的时候，其实早已拍板定局，请来专家“各抒已见”、“畅所欲言”，不过是走一下过场而已。而“怪胎”则因为经过“论证”也就等同于“科学”了，也就冠冕堂皇地粉墨登场了。

　　决策确实需要民主化和科学化，而决策责任追究制度的推出，则用实实在在的利害关系让决策者明白，真正的民主化和科学化才会给自已带来让老百姓认可的政绩，而拍脑袋决策一定会被追究责任。（江苏奚旭初）

　　“性倒挂”触及“教育盲区”

　　一项来自对南京部分中学生群体实施的调查显示，80％的中学生赞成婚前性行为。该项调查同时显示，对性知识比较了解的学生仅占23.8％。如此，在当今中学生群落中，一方面是性知识缺乏和性保护意识薄弱，另一方面却是性观念特别开放和性行为轻率大胆，形成了一种尴尬而危险的“性倒挂”现象。

　　如此“性倒挂”现象，就如同一个缺乏驾驶知识和技能的司机，却驾驶着车辆在高速路上狂奔无羁，处在这种“无知者无畏”的亢奋状态中，中学生身上经常发生一些令人吃惊的“性事故”，也就在所难免。而由一件件“性事故”而引发的刑事案件，也是屡有所闻。

　　在中学生群体中之所以会形成无知而无畏的“性倒挂”现象，跟其渴求性知识但却没有得到及时指导有着极大的关系。许多的家长在性问题上对孩子讳莫如深，总以为性知识属“无师自通”的知识范畴，而学校也往往因为性知识与学生升学率无关，使得给学生传授性知识的相关课程变成了“自习课”。于是，在接受性知识正常渠道闭塞的情况下，绝大多数学生获得性知识的途径就转向媒体、书籍和同伴，甚至“求教”于黄色录像和问题网站。也就是说，在孩子的性教育问题上，父母和学校应当承担的责任和义务都发生了严重“缺位”，并因此而生成一个危及到学生健康成长的“教育盲区”。

　　健康的性心理，是确保孩子健康成长的一个“核心软件”，构造这样一个软件并使其正常运转，是而家长和学校的共同责任。（河南周士君）

　　作者:河南周士君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