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世铎是中超联赛推出的关键性人物，也可以说就是他自己点燃了这次“造反风暴”。
中超联赛的提出，实际上最早开始于1995年当时的四川全兴、辽宁、青岛海牛三队厮杀保级的时候。有人士认为这三队，尤其是川辽两队在职业甲A似乎“一个都不能少”，于是提出扩大联赛规模，建议建立中超联赛。但是这个倡议随着最后“成都保卫战”的胜利全兴队保级，辽青两队降级而被搁置。
2000年4月，阎世铎调任中国足协，出任中国足球“掌门人”。这时候的中国足球在阎世铎眼里，几乎一无是处。要出大事，中国足球脏乱差等评语，都是出自阎掌门之口。而这个时候，中国足协的原一把手王俊生倒是时时强调足球改革的成绩要肯定。——现在的阎世铎讲话，口气和当年的王俊生如出一辙。世事轮回，报应不爽。
2001年4月，阎世铎在自己主政中国足协一年后，对中国足协的机构设置和中层干部进行了大刀阔斧的调整，设置了中超联赛筹备办公室，主任由原来的联赛部主任郎效农担任。——职业甲A是王俊生时代的标志，阎世铎时代的真正开始，要从中超开始。这个正处级机构到2003年2月撤消。在中超办短短存在的两年时间里，几乎是郎效农一人承担了所有中超联赛的论证、设计工作。2004年，成为了中超元年。
参考了欧洲五大联赛，也借鉴了东亚的韩国、日本联赛经验，郎效农设计出了当时被称为“中国足球乌托邦”的中超联赛方案。应该说，这已经是根据中国足球现有水平，结合中国的现实社会经济环境，能够设计的最完善的联赛体系。但是，问题在于，中超联赛方案里很多配套措施和机构，在2004年的中超第一个赛季里都没有实施。而且，因为配套措施不够，人为造成很多缺陷，造成了联赛在旧有问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又出现了新的矛盾。中超联赛生不逢时，而在推出的过程中，又简化了必要的配套措施，使得联赛的实质成为职业甲A的一个翻牌。这其中，阎世铎作为足协一把手，应该承担很大责任。
根据中国足协和中超联赛章程，中国足协应该设立相应的专项委员会，而中超联赛内部也应该设置相应职能机构，但是这些设想都仅仅停留在口头和计划，几乎都没有得到实施和执行。和甲A时代一样，中超联赛的日常运转，依然只有中国足协联赛部主任郎效农和工作人员李立鹏两人负责，而联赛裁判的选派、管理；商务运作；……等都游离在中超委员会之外独行其事。而阎世铎似乎只关心中超联赛招牌是否挂起来，而具体运转问题则不再过问。而社会各界和各参赛俱乐部，对中超联赛报以相当高希望，但是联赛的实际运转则和甲A没有实质区别，尤其是中超公司提出后却没有设立，而中国足协还在联赛电视转播权问题上没有保证俱乐部和足协自己的权利。——阎世铎利用中超画了一个虚幻的前景挑起了大家的希望值，但是承诺多兑现少，致使中超不到一年，这个幻境就破灭了。
在危机出现的时候，阎世铎的应对也有很大问题。当“造反派”气势汹汹发难的时候，阎世铎竟然一再强调“一家人”，把徐明等人借助媒体率先向社会发布“革命纲领”引起炒作浪潮归咎于媒体“瞎吵吵”。在10月26日的执委会和“投资人”对话中，阎世铎高声说：“谢谢你，徐明。”也一再强调“造反派”所提要求为“对中国足球深化改革的合理建议”，造成足协内部和媒体的混乱。可以说，中国足协执委会10月26日的决议下达后，“造反派”不死心继续造势提要求，和阎世铎的态度暧昧有着很大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