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事业部门涨价之前搞听证，基本上成为惯例了。不过，这个惯例在形成伊始，似乎就有个很不好的“习惯”：参加听证会的代表的意见，总是和公众的普遍意见出入很大。有时，甚至是“背道而驰”。这两天，北京市文物部门召开的文物景点涨价听证会，也不例外。
《人民日报》1日刊登深度报道《北京六大景点：门票该不该涨价》后，众多读者发来短信，或在人民网上留言。令人惊讶的是：听证会上代表们基本认可涨价，而读者则基本反对涨价。景点门票涨价遭到强烈质疑。（12月2日《人民日报》）
看着报纸上公布的涨价前后的价目对照表，涨价的幅度足以让我们这里很少光顾这些景点的潜在游客感到有点刺眼。看看公众对此次听证会的强烈反应，不由得让我疑窦顿生：为什么那些参加涨价听证会的代表所持的意见，和广泛的民意中间隔着一条相当宽阔的鸿沟，一方面是少数代表对文物部门涨价的提案拍手称赞，为什么另一方面那么多普通老百姓又对涨价持强烈的反对意见？倘若是代表公众的利益，缘何他们发出的声音却遭到公众的强烈质疑？听证会开到这个分上，究竟是听证会本身的悲哀，还是听政代表抑或公众的悲哀？
听政代表的意见总是和公众的意见差别很大，最简单的解释是：严格地说，参加听证的代表不是公众推举的，而是举办听证一方自己有选择性地邀请的。正因为这样，所谓的“听证代表”，其所真正代表的利益显然不是公众的普遍利益，而是希望涨价一方的部门利益。这种代表举荐制度的错位，导致了听证代表对涨价意见表决的“一边倒”——举手赞成。如此听证，无异于掩耳盗铃式的听证，是欺世盗名的听证。
消除听证代表和公众意见之间的鸿沟，关键在代表要真正代表民意。事实上，真正意义上的听证代表，应当由公众推举。可以毫不客气地说，已经召开过的听证会很少能开明到这种程度。这样一来，听证会也就成了打算涨价部门自家举办的“宴席”，哪些人适合邀请才邀请他们出席，主动权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这也正是绝大多数涨价听证会“胜利闭幕”的原因所在。否则，喊来一批唱反调的“代表”，听证组办方还觉得晦气呢。
其实，公众反对涨价，不纯粹是因为涨价意味着要多掏他们的钱包，而是基于更理性的因素。从报道中所公开的读者留言，不难发现公众反对涨价是要给出涨价一个强有力的理由。有读者提出决定涨价之前先由审计部门进行审计，就不失为一个很好的建议。假如提出涨价的部门经不起审计，要是允许它涨价，岂不是损不足以奉有余了吗？
听证代表来自召开听证会的单位的“严格挑选”，使得这些代表丧失了最起码的民意基础。假如这些代表在涨价后逛景点还得自己掏腰包，试问他们还会轻易附和同意涨价的提议吗？(稿源：红网)(作者：刘海明)(编辑：闵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