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风范长存

　　郑荣来

　　惊闻王朝闻先生去世，不禁想起和他接触的点滴事情。

　　1983年，中国文联创建出版公司，调我去负责理论图书的编辑。我经手编辑的第一本书，就是王先生的美学著作《了然于心》。此书是王先生的第13部论著，于他是辉煌中之一烛，于我却是陌生途程中的第一步———由报纸编辑改作图书编辑的新手。

　　此前曾在一些研讨会上见过他，也听过他的发言，矍铄的精神，潇洒的风采，已留下清晰的印象，而做了《了然于心》的编辑，接触多了，对他的了解就进了一步。

　　王老学问渊博，思路开阔，美学思想独树一帜。《了然于心》一书，收集了先生于1981年至1983年写的文章。他是个出色的美术家，木刻、速写、连环画和雕刻，都有过成功的实践，雕塑成就尤其卓越，他为延安中央党校大礼堂创作的大型毛泽东浮雕像、为《毛泽东选集》封面创作的浮雕头像，都已成为中国美术史上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他以一个实践家的身份，走到了艺术理论和美学理论的研究领域中来。此前他已出版了《新艺术创作论》、《面向生活》、《一以当十》、《喜闻乐见》、《不到顶点》和《审美敏感》等十几部著作，成为享誉全国的艺术理论家和美学家。《了然于心》一书，是他的理论体系阐发到极致，并处于完善阶段的代表作品之一。他的唯物主义美学观、美有多样性的主张、“美学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一种关系学”的看法等，都在本书中得到了发挥。他的从个别到一般、从具体到抽象、反对空谈的理论风格，对作品赏析精微、评论透辟的文风，在本书中也有充分的体现。先生谦谦君子，为文如为人：文章大气，却无霸气；时有不同见解，却无伐异之态；言语平和，满怀善良。审读此书，就是领略学问，感受亲切，因而也是一种审美享受。也可以这样说，它把我这样一个图书编辑的新手，引进到一个充满兴味的殿堂。

　　我的第一位图书作者，又会是怎样的呢？王先生在交稿后的3个月里，先后给我写过六七封信，我从这些来信里，又看到了一个严谨周密的学者风貌。他对书稿十分认真，不厌其详地推敲和修改，是我此后接触的作者中最尽责的一位。他的出发点是对社会负责，生怕误了读者。他来信的内容，或是征询意见，或是要求撤换文章，或是修改图片说明等，都是为了避免出差错，保证质量。

　　其中一封谈及插图：“关于插图等事，等封面设计好后再商量，而且希望听到你的意见，用多少，怎样插法？”毫无疑问我会充分尊重他的意见，无论内容的需要，还是形式的安排，他都会有很好的审美考虑，用不着我多嘴。但他的商量口气、征询态度，一下子让我看到一位谦恭的大家作风，对他不禁肃然起敬。是大牌而不耍大牌，不居高临下，叫你照办没商量。先生风范，堪为来者学。

　　又有一封信说：“想不到还要麻烦你。稿件中的一篇《虚实相生》，原来已经编进《再再探索》一书里。这一点，是昨天收到样书时才觉察的。本来就想赠送你一本新书，你看了也更明白我的疏忽。握手！王朝闻（1983）9月14日”信末又特别附了一句话：“重复的一篇务希抽调！”仅仅一篇文章的重复，就看得如此严重，以至立即（第二天）就给编辑写信，要求撤换。情词恳切，让人感动。重复出版这类事情，今天已被不少作家所忽视，一本书出两次以至三次都不罕见，重复一部分就更是司空见惯，寡有当一回事者。先生为人严谨，由此可见一斑。

　　为了一幅叫《陶罐》的图片说明，他先后给我来过两封信，做了两次修改，总觉得不明确，不便读者阅读。最后选定一个方案，要把它改为《德国古陶罐———西德·海德博物馆》。还有一封信说：“校样我改了一些，是计算好字数后改的，免得推行换页。”其中一篇由别人做记录的稿件做了不得不动页码的修改，他则反复致歉意。读者、编辑和工厂工人的方便和辛苦，先生都仔细地考虑到了。他很尊重编辑和工人的劳动，时刻想到可能带给他们的麻烦。

　　几封来信，几件小事，不断征询，反复交待，先生的风格，清晰可见。

　　正因为有《了然于心》，我们的关系也就不陌生。前年5月，在北京电视台实习的我女儿，让我约请他接受他们电视台的采访，讲讲他当年听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的感想。已过九十高龄的他，一听我说明来意，便欣然答应了。几天之后，我从电视里看到他精神矍铄，侃侃而谈，畅叙他当年聆听毛主席讲话后的收获。他的谈话，让我忽然想起他的名字———朝闻。那真情感慨，大有孔子“朝闻道，夕可死矣”的味道！

　　去年先生搬家了，远离了原住地红庙北里，离我家也远多了，如今又去了天国，就更加遥远了，但先生的学问、情操，我从他的书中、信中，却也于心了然，必定不会远去。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4年12月03日 第八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