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帆
时近年终，“好戏”连台。湖南官员在广西“冲卡闯关”风波未了，又发生了十届全国人大代表王廷江在临沂机场打人事件：当着近百名中外乘客的面，他指挥一干人等直打得空中小姐花容失色，空中警察满面是血，然后“被簇拥着”扬长而去（见11月30日《北京青年报》），真是好威风啊！
党政官员和人大代表如此频繁地冲撞社会伦理的底线，对社会风气产生的影响无疑是十分恶劣的。孔老夫子曾经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意思是说，掌权者的道德状况是风，老百姓的道德状况是草，风往哪边吹，草就会向哪边倒。我想，除非我们笃信“私恶即公利”，觉得整个社会的道德败坏没什么大不了的，否则的话，就必须尽快采取有效措施，来纠正“掌权者”的道德状况。
这里存在的一个问题是，我们从来就是比较注重道德建设的，改革开放之初就提出了“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口号，为什么还是走到今天这样的地步呢？在我看来，关键在于我们的方法有问题：只强调了道德教育。以为通过道德教育唤起个人内在的自觉性即“良心”，再辅以社会舆论的指导和矫正，就可以解决道德问题。但理论与经验都表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决定个人行为的决定性因素，是他对行为后果的得与失的分析和预期。要改善“掌权者”的道德状况，就必须加大他们违反道德的成本，而这只有“道德制度化”才能做到。
“道德制度化”的本质，在于将抽象、崇高的道德原则和各种具体的社会制度结合起来，使其成为带有强制性的，能够约束引导人们行为的制度力量，从而使道德从对人的“软约束”变为“硬约束”。一些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和地区，通过道德立法推行“道德制度化”，已经收到实效。如美国的《公务道德法》、《公务员道德法》，“不仅对公务员道德赋予了法律意义，而且对上至总统、国会议员，下至最低一级公务员的行为在道德上作了详细而严密的规定和限制。”在欧洲各国，也有类似的国家公务员《道德法典》。触犯了这些法律，丢官是最基本的处罚。在香港，法律规定公职人员接受吃请，如果一顿饭的费用按就餐人员平均分摊超过公职人员月薪的1％，就属于受贿行为。“闯关”、“打人”当然更是难以想象的事。
当然，“道德制度化”的不足也是明显的。诚如一位学者所言：“制度安排的长处是能对各种行为主体的实际行为给予有效的导向，短处是不能消除或改变行为主体与可能存在的损人利己的动机，也不能改善行为主体的品质。”但我认为这种不足可以通过推行道德教育来加以弥补。
我信手在相关的网站上查了一下王廷江的简历，发现此人从1993年开始，已经当了十几年的全国人大代表。作为“最高权力机关”的资深组成人员，在并非自己“势力范围”的机场行事尚且如此草莽，他平日的作风可以想见。这次他不仅违反了道德，可能还触犯了法律，不付出重大代价，恐怕是难以收场的。如果我们早有一部“人大代表道德法”，使他养成谨言慎行的好习惯，他又何至于走到今天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