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云阳的农民工，在浙江温州的陶瓷厂打工，得了矽肺病，不仅没有得到任何赔偿，连工资、医药费也没有着落。万般无奈之际，他们想到了已经成名的老乡熊德明。而熊德明由于同样有过“家里人以前也打过工，也因为拿不到工资没有办法”的痛苦经历，对乡亲们的不幸深有同感，借钱买了机票，不远万里来到温州，不料却惹来了一些人的冷言冷语。（12月1日《现代金报》）
浙江浙联律师事务所的张轶群律师对熊德明的做法“并不非常认同”，他担心熊利用“名人”的身份来操作讨薪，“对当地政府部门客观上施加一定的压力，从而影响了法律法规的公正性。”我觉得张律师的逻辑是非常奇怪的，在熊德明到来之前，“当地政府部门”什么压力也没有，那时候的“法律法规”就很公正吗？如果“公正”的话，又怎么解释这些得了职业病的农民工拿不到赔偿和工资呢？况且熊德明虽然有名，但她一介养猪农妇，无权无势，又能给“政府部门”施加什么压力呢？再退一步说，即便是有压力，也应该是促成问题的解决，这种压力不是很好吗？
张律师还非常有“理论”地表示，“如果名人来操作的事情，的确属于当地政府部门管理的范畴，民工的要求又是合法的，完全可以通过正常渠道甚至法律途径来解决，没必要有什么‘名人’出现。”这番话给我的感觉是，张律师似乎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熊德明自己是最有体会的：当年她丈夫的欠薪不也“属于当地政府部门管理的范畴”，“要求又是合法的”，结果如何？还不是要劳驾共和国总理这样的“‘名人’出现”？
张律师最后可能有点着急，连“一旦熊德明利用自己的身份，为民工讨工钱是以谋取经济利益为目的，同时她又不具备相关资格的话，这种做法不但不值得提倡，而且要受行政管理的处罚”之类的话都说出来了。我觉得这句话很有点威胁的味道。什么才叫“相关资格”呢？熊德明接受委托就具备了资格。如果受到帮助的民工出于自己的自由意志，愿意给她一些补偿，又有什么理由要处罚她呢？
农民工拿不到欠薪和赔偿，不玩“跳楼秀”，不采取其他过激行为，而是请出一个“自己的名人”心平气和地和当地政府部门及企业交涉，在我看来这其实是一个巨大的进步。老板们为什么敢于欠薪不发？当地有关部门为什么敢于对农民工的痛苦视而不见？还不是吃准了农民工孤立无助、毫无谈判能力吗？假如从熊德明开始，农民工能够逐渐走出一条依靠自己力量理性维权的道路，那么困扰我们多年的欠薪问题，就算是看到了解决的曙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