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扬
带着法律顾问，“明星农妇”熊德明奔赴温州，自费开始了她为老乡们讨要欠薪和职业病赔偿金的漫漫征途。出发前，熊德明“壮志在胸”：至少有60%的把握讨到钱。并“夸下海口”：一天不帮老乡们解决这个问题，就一天不离开温州。
到了温州，虽然受到了当地政府的高度重视和热情接待，但复杂的现实很快便让熊德明萌生了退意。其实，只要认真想一想，就不难明白，从一开始，她就在做一件超越自己身份和能力的事，能否成功，实在是不能由她说了算的。
从这些天的报道来看，熊德明为老乡讨钱，多少有些“被逼无奈”。她辞工回家，选好了一块地，本想干自己最想干的事———养猪，但“衣锦还乡”的她，虽然好言好语地张罗，还是在乡亲们那儿遭到了冷遇。而乡亲们之所以冷落她，主要是因为，她出名了，却不帮他们讨工钱。在乡亲们朴素的想法中，熊德明和总理认识，求她出马讨要工钱和赔偿金，还不是手到擒来。
但现实总是比人们的想像复杂许多，加上一些劳动权益保障政策、法规的滞后性，熊德明“名气”再大，也不可能“一个人说了算”。其实，临行之前，她就亮出过自己的“底牌”———如果讨薪不成，就用写信的方式，再次向温总理反映这一问题。但是，让总理帮忙讨钱本就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事。况且，身为一国总理，为一个民工讨一次工钱也只具有“象征意义”而已。
在我们的生活中，尤其是舆论宣传中，存在着这样一个怪现象：一方面，在声嘶力竭地反对“人治”，呼唤法治；一方面，又在极力推崇，甚至鼓动人们用“人治”的办法来解决本应该由法律解决的问题。熊德明有啥资格替别人讨薪？就因为她是“名人”，她的一举一动都会成为“新闻”，引起大批记者的关注，才会对官员和政府形成一种“舆论压力”和“政治压力”，法律武器才可能真正发挥作用。这不是“人治意识”又是什么？
如果熊德明顺利地为乡亲们讨回了工钱，即使是通过法律途径，那也绝对不是法律的胜利，而是权力的胜利。如果这次讨钱成功，整个过程就是对“人治意识”的又一次宣扬和强化。以后，找她帮忙的人肯定会越来越多，而熊德明希望人们拿起的“法律武器”却可能被抛到一边。
熊德明，一个特殊机缘造就的“名人”，在“舆论”的裹挟下，渐渐失去了清醒与理智，走上了一条本不该去走的路。我觉得，不管这次讨薪成功与否，熊德明还是尽早回家养猪的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