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中国工程院院士、上海警备区离休干部乔登江

　　新华网上海12月3日电 乔登江年老了，他已七十六高龄。

　　乔登江有病残，他只有一只眼睛，一只肾，总随身携带着维系生命的药品。

　　乔登江没有老，因为他至今仍活跃在国防科研和教育事业的第一线。

　　乔登江没倒下，因为他依然主持着4个国家级科研基金项目课题，指导着9名博士、硕士研究生的学业，每年独自一人出差20次以上，而且大多去往大漠深处。

　　“……他工作的时候／忘了休息／他休息的时候／却仍然工作／无情的病魔／夺去了他将军的肩章／坚强的意志／却使他获得了院士的称号……”

　　我国早期随军记者、红军老战士赵戈，在一首诗中这样赞颂这位身患癌症奋斗不止，我国唯一一位离休后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的核物理学家。

　　1928年3月15日，在古都南京一间破旧的手工作坊里，乔登江降生了。贫苦农民出身的父母希望这个诞生于长江之滨的儿子能够逆水行舟，登上人生的高峰。

　　岁月悠悠。登上了事业巅峰的乔登江回首往事时，不禁感慨——自己的一生确实是在逆水行舟，但没想到会如此艰难。

　　乔登江说：“当把个人的前途命运与党、国家和人民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时，再难的坎也能跨越。”

　　尽管乔登江一家在“南京大屠杀”中幸免于难，但在向苏北老家高邮的逃难途中，敌机的轰炸，使年仅10岁的乔登江永远失去了右眼。

　　那一刻，年幼的乔登江虽然还不明白和平需要盾牌的道理，但他已暗下决心，要好好学习，长大后为祖国强大做贡献。

　　国家强大，人民才不被凌辱。

　　1948年，乔登江考入金陵大学物理系。第二年，21岁的乔登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63年3月，时任江苏师范学院（现苏州大学）物理系副主任、党总支副书记的乔登江，突然接到来自北京的一纸调令——月底前到首都报到。

　　这次调动特殊而神秘。组织一再强调，作为一项铁的纪律，千万不能问“到什么地方，去干什么，多长时间”。

　　到了北京，乔登江才知道，组织上决定让他和另外20多位技术专家远赴“死亡之海”罗布泊，担负起建立我国核试验基地研究所和首次核试验的准备工作。

　　当时，妻子林祖禳刚留苏归国，一岁半的孩子正蹒跚学步。亲朋好友纷纷劝他不要离开“人间天堂”，离开刚刚团聚的家庭。

　　面对学校的挽留，亲友的劝阻，妻子的眼泪和刚学会叫爸爸的儿子的一声声稚嫩的呼唤，乔登江心都碎了。

　　在一次又一次的思想斗争之后，乔登江态度坚决：“作为一名党培养起来的知识分子，在党交给任务时，可不能讲任何条件！”

　　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去，就是27年。

　　荒凉的罗布泊，“地上不长草，风吹石头跑”“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孔雀河苦水难以下咽，各种生活物资极其缺乏。但自从踏上这块戈壁，乔登江就把自己的生命之根深深地扎在了这里。

　　在这里，他成为我国核技术的开创者之一；在这里，他和他的战友们升起了新中国的第一朵蘑菇云；在这里，他创作出70多万字的《核爆炸物理概论》，成为我国这个领域唯一的理论专著；还是在这里，他成为我国参加核试验次数最多的科学家……

　　命运似乎在有意考验着这位历经磨练的知识分子。就在乔登江的事业如日中天之际，“死神”却悄悄地向他逼近。

　　1988年4月，在部队的一次例行体检中，时任基地科技委副主任的乔登江被告知：“你的右肾有恶性肿瘤！”

　　面对突出其来的病情，乔登江一下子懵了。

　　冷静过后，乔登江问：“我最多还能活多长时间？”

　　医生说：“你必须尽快到北京解放军总医院做切除手术，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可是我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试验要做，手术能不能推迟？哪怕是一周？”

　　“不行！”

　　尽管医生一再规劝，但乔登江还是悄悄地回到了试验场，对试验方案进行周密的论证，仔细检查各种设置，妥善安排好一切。

　　当乔登江终于住进解放军总医院时，已是一个月零八天之后。

　　住院第二天，乔登江得知某招待所将召开一个他所研究领域的研讨会，竟起个大早，穿着病号服第一个出现在会议室门口。

　　见此景情，几位老战友禁不住热泪盈眶。

　　乔登江以特殊代表的身份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发言，获得了如潮的掌声。

　　临上手术台前，乔登江忍不住再一次问医生：“手术后，我还能工作吗？”

　　尽管手术非常成功，但化疗引起的不良反应，使乔登江长期处于昏昏沉沉的状态。

　　当年10月，部队下达了让乔登江离职休养的命令。

　　乔登江潸然泪下，说：“我不是痛惜肩上的将星，而是遗憾失去了名正言顺工作的机会。”

　　在乔登江看来，唯有工作才能延续生命。

　　于是，他拖着病残的身躯，一边坚持吃药、化疗，一边在原部队继续工作。直到1990年，在组织的一再劝阻下，他才依依不舍地离开工作岗位，进了上海的干休所，终于结束了33年的夫妻分居生活。

　　乔登江的妻子说，既便这样，我们也难得享受团聚的欢乐。

　　“身在大上海，心在大西北。”从踏进干休所的第一天起，心中始终装着事业的乔登江，从没有真正休息过一天。

　　——他先后被聘为全军某国防科研专业组副组长、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等多种社会职务；

　　——他平均每年外出学术交流、技术指导和科技攻关5个月以上，辗转北京、新疆、西安等地数百次，总行程50多万公里；

　　——他先后从事了核技术、材料辐射效应力学、生物电磁学等多个方面的研究，出版了《电子元器件电磁脉冲效应手册》《地下核爆炸现象学》等5部250多万字的学术专著；

　　——他先后完成了7个国防科研基金项目，获得9项国家科技进步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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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7年12月，也就是与病魔抗争的第10个年头，乔登江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获此殊荣，矮矮敦敦的乔登江却说：“院士不是我的光环，而是让我有了永远工作着的理由。”

　　连续的奔波，超负荷的工作，使乔登江的肾功能极度下降。身受病痛折磨的老人已记不清自己有多少次累得晕倒在前去参加学术研讨会的途中，每次抢救过来，他又立即投入到科研工作当中。

　　乔登江每次外出，行囊中一半以上的空间被维系生命的各种药品占据着。医学专家认为，乔登江与癌症抗争17年，不仅创造了医学奇迹，更为重要的是他的那种为了国防科技事业奋斗不止的精神令人敬仰。

　　离休后，在科学研究、著书立说的同时，乔登江以极大的热情和精力培养出一批博士、硕士研究生。在多种社会职务中，他最看重10多所院校、研究所的教授、博士生导师身份。

　　乔登江常说，我国国防科技事业的发展，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需要几代人的努力，需要一大批掌握一流尖端技术的科技人才。为了这项事业的长盛不衰，他有责任在有生之年多培养一些国防栋梁人才。

　　就在乔登江做肾切除手术还不到一年，生命还处于危险期时，他收到一位硕士研究生的长篇论文。他拖着病体，一丝不苟地进行修改。对涉及到的一些具体数据，他亲自到资料室查核。

　　1999年，一位学生将60多页3万多字的论文寄到上海时，乔登江正在住院。他躺在病床上，一页一页地对论文作了详细的批注和修改，并特意附上一封长信，对自己的想法进行说明。

　　10多年来，乔登江培养的10多名博士和硕士研究生，大多成为所在单位的专业技术骨干，许多人还当上了科室主任和学科带头人。

　　唯有如此，乔登江才觉得是幸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