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贝
无所不贪、大小通杀的腐败案，我们见过不少，但像原广州市扫黄打非办主任汤文君那样，连销毁后成了废品的涉黄书刊、光碟也不放过，贪污累积竟达270万元之巨，还是感到有点新鲜（见本报昨日A06版）。然而，看到时下某些涉案物品处理上缺少制度监管的漏洞，又觉得毫不奇怪了。从涉案物品中谋财，相信汤文君不会是唯一一个，还有更多大大小小的“吃赃”人。
单位售卖废品，通常是由办公室经手，然后把钱和收据交财务入账。但汤文君却能指使手下的人截留废品售卖款项，将钱存到其母亲账户。收缴到机关里的涉案物品，其去向尚且如此失于监管，在机关大门之外收缴的涉案物品，处理上的随意性就可想而知了。相信不少人都看到过，街头走鬼、占道经营和涉嫌非法经营点档，被收缴物品时，执法人员往往是拉走了事，连个白条也不给。显然，这就难免会让某些人把物品据为己有。
深一层看，涉案物品管理缺乏制度，还会带来其他问题：收缴的“案物”是断案和量刑的重要证据，被告若对“案物”有所否认，原告将难以举证；案件经复议或诉讼被判归还物品时，品种和数量上若发生争议，收缴者将难以自证；重要“案物”丢失或被盗，也将难以证实和查处。笔者曾到某部门参与查案工作，结案后一条贵重的金项链不见了，保管者自担责任，但断言那只是条金项链，赔付200元了事。
凡此种种，我们应从汤文君的“黄财案”中举一反三，建立和健全涉案物品收缴、处理的监管制度。收缴涉案物品应开具专门收据并由被收缴者签名认可，执法部门应建立相应的登记、保管、处理规定，有利用价值的（使用或形成货币）应由上级统筹调配而不能自行处理，以防乱收乱缴，等等。有了这样的制度，汤文君们截留款项之类的贪污行径也就无从下手，这也是被收缴者们应当获得的一种公正待遇。（来源：信息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