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艾滋感染者撕掉歧视标签(图)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12月04日10:56 春城晚报

亮相

　　童吉渝1951年3月生，湖北黄冈人。1981年毕业于昆明师范学院中文系。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妇女问题专家。身为妻子、母亲的童吉渝，现在还有一个身份——抗击艾滋病宣讲员和行动者。

　　她曾被视为“女强人”、不食人间烟火。作为一名倍感社会文化及舆论压力的女性，在处理家庭关系时，她也曾因为自己的事业而总觉得对不起孩子、丈夫，“家务事本来就应该由我承担”，所以在每次出差前，她都要把冰箱塞满、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出差回来立即忙着做家务。“好像我做那份社会工作，是我个人的一种追求，对家里老有欠了一份的内疚感。”在接触到“社会性别与发展研究”后，她意识到自己也有选择遵循或放弃的权利，她释然了，更充实了：“角色分工，男的不一定要主外，女的也不一定要主内，双方都有可以选择的权利和空间，为什么不能让男性多承担一些家务？”

　　如果有人说她是“女权主义者”，她会反问：“什么是‘女权’？我绝对不同意西方的那种界定，简单地给个帽子我是不能接受的。但如果你说我是争取妇女权利的主张者，我绝对拍着胸膛说‘我就是这么一个人！’”

　　印象

　　童吉渝最初关注女性的贫困问题，做社区预防拐卖妇女、儿童项目研究，后逐渐关注对女性权利的歧视、开始以女性的视角，面对社会转型期女性、特别是少数民族女性的脆弱。比如，因为要挣钱养家，妇女甚至女童外出打工，被称为“打工妹”，但她们还是被看作为“等着嫁人”、或者是“要养家”的角色，由于受教育程度低，很多少数民族妇女甚至连汉语也不会说，一旦外流，很容易上当受骗成为受害者；她们的防范意识和帮助她们的社会网络都非常欠缺，处于困境时，根本不知道如何寻求帮助。童吉渝讲了个例子：有一个女孩到了内地后，被人强迫为妻，3年后她还是想回家，按理说她还是一个未成年人，一个偶然的机会，她找到当地派出所，有一点懂汉语了，但她都讲不清楚自己的家在什么地方。

　　对话

　　在童吉渝看来，妇女问题并不单纯是女性自身的问题，也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而是一个社会的整体问题，“女性的脆弱、从属顺服的沉默文化的最终原因，是社会资源的贫困。而且这个问题解决不好，也影响到男性的发展，影响下一代的发展，甚至影响整个民族的发展。”童吉渝说：“我们强调的两性平等是权利平等，因为目前表现出来的对女性的不平等状态，甚至被制度化，比如女性在就业问题上遭遇的不平等、同工不同酬、农村的分地不平等。出于这种关注，我们目前应该更多地让女性获得更多资源。这一问题在抗击艾滋病的工作中已显现出来。”

　　女性感染者的第一反应

　　A周末：你是在什么时候开始关注“女性与艾滋病问题”的？

　　童吉渝：很偶然的机会！中国卫生部和英国海外发展署合作的项目——云南省中英艾滋病性病防治合作项目1999年底启动，开始时只有卫生系统被关注，后来英方提出，艾滋病是社会问题，仅有医学背景的人参加是不够的，要邀请吸纳社会学方面的资源、力量，他们就来社科院找我。我原来一直关注艾滋病，但没有进入这个领域，没有接触过这个群体，毕竟这是很特殊的社会问题，但我看到艾滋病对人类的危害很大，显露的可能只是冰山一角。

　　A周末：和这个群体接触有很大的风险和挑战性。当时深入了解艾滋病吗？

　　童吉渝：我的观点是：风险随时都有，但受益更多。原来我只简单地知道传播途径，从作性健康需求调查开始，我渐渐了解到性病、传播途径，还有风险。我们访问社区关键人物、性工作者、吸毒人员、家属，通过大量现场访谈，发现她们的误区，确定关键点进行辅导。这个人群有共性，也有其特殊性，他们使我增长了知识，也促使我思考。医学人员也觉得，我看问题和他们不一样，我会更多地关注公众政策。

　　A周末：接触到这样一个群体，是否感到很震撼？

　　童吉渝：是很震憾，感觉个人的能力、精力和投入都很微小很微小，个人没有能力扭转局面。看到感染者贫困的家庭，看到有的山寨只剩老人和小孩，就算再富有，也不是掏钱就能解决的，你的心情会非常沉重，非常……

　　有的妇女看到艾滋病对家庭的危害，自发组成“三八戒毒队”，不让贩毒人员进社区，让吸毒人员自己戒断，一方面，你觉得她们的精神非常可贵，但又发现她们缺少更多的社会支持，同时对比社会上的许多浪费，真的会愤愤不平。虽然擅于调整心态，会换位思考，但我还是不如她们。

　　很多感染艾滋病毒的妇女非常坚强，为了孩子，她们自身贫病交加依然承担家庭的责任，很不简单！如果我们处在那样一种状况下，能坚强地走下去吗？

　　A周末：能详细讲讲这些坚强的女性吗？

　　童吉渝：知道自己被感染后，她们首先想到的是对子女承担的责任，她们都会谈道：“我要尽量好好地活下去，要让孩子成长，不然孩子非常可怜。”有时候，她们还要照顾患了艾滋病的男人和家中的老人，支撑着整个家庭，但同时还要面对很多歧视。她们甚至找不到倾诉的地方和对象……她们非常值得感激……

　　A周末：你曾谈道，许多女性当得知自己感染了艾滋病毒后，第一反应和男性往往不一样。

　　童吉渝：她们首先想到的不是她自己，因为在传统文化中她们是照顾别人的角色，所以她首先意识到的是她的责任：孩子、家庭、老人，在这样的力量和责任感驱使下，一方面加重了她们的负担，但也能使她们有勇气正视和面对现实，意识到自己的病不只是个人身体的损失。但是许多男性在得知自己感染艾滋病毒后，马上意识到的就是“完了”，然后是酗酒甚至吸毒，回家理所当然地接受妻子的照顾。

　　女性在获知自己感染病毒后，许多人还愿意走出来和更多的人交流，我们就曾接触过一位傣族妇女，我们作培训时她来了，尽管话不多，但非常愿意和大家交流，她自己就是感染者，但在自己的社区，谁家有困难她都愿意帮忙。她认为，多给别人一点帮助，自己心里要舒服一些。

　　特别要提出的是，在抗击突然的袭击或风险时，一些民族的生活习惯乃至民族性格，不一定具备优势，这个问题有待民族学者们思考。

　　A周末：妇女在抵御艾滋病传播中能起什么作用？

　　童吉渝：妇女的力量不可忽视，她们自身的感受、体验被其他人知道时，就会成为警示和鼓舞。我们现在挑战和抗击的是一种疾病，而且是多种社会因素造成的一种通过行为传染的疾病，而对吸毒、性传播人群贴标签的做法，会将这些边缘人群体排斥的，但得不到他们的配合，干预的效果是很有限的。

　　不能给“性工作者”贴标签

　　A周末：在艾滋病问题上，应如何看待女性“性工作者”？

　　童吉渝：目前社会对她们基本上是排斥的，但真正和她们接触后会发现，她们走上这条路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对组织卖淫、强迫卖淫是打击的，但在抗击艾滋病传播这个层面，我们关注的是她们自身的健康权利和脆弱性，不应该因此遭受歧视，她们很可能影响到一般人群，因此我们需要她们配合，她们也是一支能减少疾病传播的力量。至于对她们从事“职业”的评判，这是价值取向的选择，不能以此给她们贴标签，为什么我们对她们总投以负面的目光？其实应对“嫖”实施更严厉的打击！

　　对于保护这个群体，社会要鼓励她们使用安全套，这并不是鼓励她们卖淫，两者是需要区分开的，就像我们开车系安全带不是为了鼓励开快车一样，公众在理解这个问题上，应该从社会长远利益考虑而不是根据个人好恶、价值判断。所以，我更多地是在倾听她们的声音、需求。这些女性一般没有知识、没有能帮扶她们的亲人、没有金钱，她们只有年轻。接触高危人群的工作性质，决定她们对艾滋病也有强烈的知识需求，困难的是，她们挑战的是嫖客的“权利”，男高危人群是很难干预的，他们流动性强；而一旦被传染，她们有的人会报复社会：“是你把这个病传染给我，我也让你不好。”所以我们现在还在探索一些干预的方法。

　　A周末：谈谈你接触过的最深刻的案例？

　　童吉渝：一个女孩的男朋友吸毒，她为了帮助男友一直等到和他结婚，劝这个男的戒毒不成功后，她自己也吸上了，后来这个男的死了，她已怀上了他的孩子，她觉得自己有责任将孩子生下来，因此不敢去检测。孩子还是生下来了，但是不是感染者现在还不知道。她说：“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坚持到底，但只要我的孩子在，我就会坚持。”

　　有些女性，感情比较脆弱，为了感情愿意牺牲自己，完全没有意识到风险，一旦面临风险，就会将承担的责任加在自己身上，想到的是对家庭的付出，却没有意识到风险和自身健康的权利，没有意识到这种角色不应该由她去承担，比如已被感染的孕妇，她本人的身体可能会受到损害，而孩子也可能被感染。

　　“小姐”要叫她姨妈

　　A周末：你对女性平等、人性的主张是以前就有，还是在和艾滋病群体接触后的得到？

　　童吉渝：我觉得跟个人的经历和接受了很多的先进的理念，加上和这些人接触以后，她们中有很多人是非常善良，她们不是为自己考虑，却老是为别人想。

　　我原来做过援助残疾人、儿童的工作，已经感觉到他们特别边缘、脆弱，老是觉得从他们身上能看到什么东西，真正把平等内化为自己内心的观念和追求、价值，是在跟那些”小姐“交谈的时候，你不会觉得自己是老师，谈到最后她们提出叫我老师、甚至姨妈行不行，她们说只要你们经常来看看我就行了。这是她们内在的，而不是表面的对你的尊重，内化到行动中。

　　为什么这些年我一直没有发表什么论著？就是希望在听他们谈一些问题的时候人家觉得你不是做表面工作，或者为了获取你想要的研究资料，因为我不是获取资料来做研究的，而是我能为他们做点什么？更多的追求是我能做点什么！我要离开调研的村子时，村里的人都抱着我哭呀，我在火塘边跟他们交谈，感觉到他们需要我，我也需要她们。

　　A周末：在同艾滋病群体的接触过程中，自己有没有成就感？

　　童吉渝：成就感谈不上很多，因为云南省的形势很严峻，更多的感觉是压力，很多事还没有真正做到根上去，目标人群受益还在中间的层次。相信这个项目的发展最后能使更多的群体真正受益。那么更多的人特别是女性在哪里呢？为什么她们没有站出来呢？我们很多的措施在她们选择站出来的时候没有风险，如果我们有一天能够让她们站出来，这样就能为她们的孩子多留点资源。

　　对此，我们要换位思考，要顾虑这个群体的感受，要更多地理解这个群体，整个社会对他们的歧视还很严重。另外，我们也要更多地和他们对话，给他们很实在的帮助，让他们能够正视自己，承担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因为内因不起作用，外因再怎么做仍然是白搭。

　　锁华媛实习生刘贵枝/文周明佳/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