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是在念初一的时候，站在滨江道新华书店的柜台边，捧读完《雷雨》，这块绚丽的艺术磁石，对我强烈的吸引力和心灵被震撼的感觉，至今难忘。从此我成了曹禺作品迷，进而喜爱了话剧。1957年进入天津人艺以后，有了一个强烈的愿望：在曹禺的剧本里扮演一个角色，哪怕是群众角色。1959年，机会终于来了，剧院重排《雷雨》，分配我扮演周冲。对这梦寐以求的机遇，我兴奋得几夜都没睡好觉，我铆上了劲，找材料看文章，跑到泰安道去看周家老宅，徜徉在地道外寻找窝铺房的踪迹，台词也背得滚瓜烂熟。但是，由于我表演技艺的稚嫩，特别是时代的局限，使我不能准确地理解人物，到台上连感觉都找不到，别人看着不顺眼，自己也觉得别扭。虽然1962年再演出时略有进步，但这终是我表演艺术生涯中的一大憾事。当若干年后，我有机会当面向曹老讲述这无能的往事时，曹老却替我解嘲地说：“这倒难为了你。”他精辟地给我分析了周冲这个人物，但我再没有实践的机会了。1961年剧院复排曹禺根据巴金同名小说改编的《家》，我扮演觉慧，这次表演上有了进步，赵路院长肯定我是表演的突破。但是由于当时政治形势的原因，这个戏只在排演场彩排一次就封箱了，没有公演，是我演剧生涯的又一个遗憾。
1981年1月，天津剧协召开代表大会，曹禺同志来津祝贺，会后在院子里合影留念，布置座位时，天公不作美，飘下了雪花。大家请他暂到屋里休息，他执意不肯，安稳地坐在那里等待。我正站在他的身后，冰凉的雪花，落在他稀疏但梳理得很整齐的灰白头发上，双肩也被白色的雪花点缀，那形象我至今历历在目。当晚曹老应邀去我市某剧团看戏，由于剧团准备工作没搞好，几出折子戏的演出顺序发生了争执，晚了半个多小时才开戏，曹老不急不躁，耐心地在休息室等候。当他入场时，我身后的一位观众却埋怨地说：“这个曹禺，看戏还迟到，准是等他才晚开戏。”剧团的工作不周，让曹老蒙受了不白之冤。
1981年秋天，天津人艺到北京演出《闯江湖》，曹禺同志看完戏以后，把剧组主创人员请到家里做客。我随导演方沉，主演马超、颜美怡、郝仲臣、张玉玉怀着崇敬的心情到他在复兴门外的寓所造访。那是一个暖洋洋的下午，阳光洒满客厅，曹禺同志心情特别愉快，他说：“我还是北京人艺的院长，我们是邻居，是兄弟，到了家门口就得请到家里坐一坐，这叫尽地主之谊嘛。”一句话说得大家心里暖融融的，真好似老友重逢，大家谈笑风生，欢聚了一个下午。今天翻阅当年的记录，不但仍然备感亲切，他的谈话对今天的话剧艺术实践仍有指导意义。曹老热诚地肯定我们的演出：“剧本好，导演好，演员好，舞美好，演出好。”“演得很有特色，有天津卫的味道。”我们请他对演出提意见。曹禺同志谦虚地说：“我看了一辈子戏，可永远也提不出要求。”他略微思考了一下，问道：“有的台词我听不清，你们演员戴不戴无线话筒？咱们不靠这个‘电气化’，这个东西最大的毛病就是失真，最好不要，北京人艺的老演员于是之、赵蕴茹，他们不用话筒让最后排的观众也听得清台词，他们的基本功好。你们的灯光有个毛病，要注意让观众看清演员的脸。最近，我到国外去，看到他们的剧场灯光多极了，观众看得清楚极了。咱们的灯光太简单，气氛和重点照明不要兼顾，宁可牺牲气氛，也要把演员的表情照清楚。特别是眼神光，一定要亮，叫观众看得清清楚楚。”
谈话的最后，曹禺同志讲了一段极其深刻的话，令人难忘。他说：“我们的话剧走了几十年写实主义的道路，国外恐怕也是这样，尽管他们有各种流派，但终究还要走写实主义的路。要形于外动于中，这是写实的东西。你们这次演得好，亲切、真实、不夸张。但是，要演下去还是值得深挖的。将来要做到动作不要很多，但能更感人，这就是到火候了。京剧就是这样，比如杨小楼，是很好的武生，动作不多，但很准确干净精练。你们到了‘丰富多彩’的阶段，再进一步就是如何精练，抓住要害的部分，让内行看出门道。戏演到一定的时候要整理，艺术上互相提点批评，这样演得久了，互相默契了，外在的东西就少了，表面的东西就不多了。艺术就是这样，越是到了最高地步，总是以少胜多。梅兰芳做过很好的比方，少———多———少。这就是说，一开始没有深入，表演上东西少，后来以为越多越好。到了晚年他才认识到越少越好。这个少是精练了。你们正在往多字上进步。要下功夫，传授下去，再演十年，你们就可以达到第二个少了。”真是听圣贤一席话，胜读十年书！这一段深刻阐述艺术规律的谈话，我始终不忘。
这一年，天津人民艺术剧院庆祝建院三十周年，我在和副院长方沉筹备院史展览时忽发奇想，想让曹禺先生为展览题词，怀着试一试的心情，通过北京人艺把这一愿望转告给他。没想到不几日就收到了他题写的“天津人民艺术剧院三十年”。使天津人艺有了郭沫若、曹禺两位大师题写的院名，颇受全国同行的羡慕。
1987年5月，曹禺同志和夫人李玉茹，来天津参加一项活动，住在大理道招待所，我荣幸地陪同他们进行会外的参观访问。沾他们夫妇的光，我们观赏了天津艺术博物馆、戏剧博物馆，文物公司馆藏的书画精品，尤其是“四大名旦”等戏剧大家的书画、扇面作品，真是大饱眼福。每次回宾馆后，他们夫妇总要留我小坐，聊上一会儿天，在汽车里面对他熟悉的街景，更是谈兴大浓。他谈天津戏剧史的掌故，谈他的作品，谈他青少年时代在天津的生活，对我这个后生晚辈提出的浅显的问题，他也耐心地讲解，真使我受益匪浅。送别的时候，我带去一本精装的《原野》，请曹老签名，他却极为工整地写上“高长德同志指正曹禺一九八七、五、二于天津”，还真真地盖上了印章，真使我受宠若惊！这本书成了我书架上最珍贵的藏书，每每翻阅它，和曹老相处的那弥足珍贵的时刻，他那亲切和蔼的面容，就浮现在眼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