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色人生

　　图／本报记者　刘在富

　　文／本报记者　余映涛

　　又到岁末年终，农民工即将返归故乡看望家人。

　　上世纪80年代兴起的民工潮延续至今，终于在今年春天开始变为民工荒。长期以来供给珠三角地区的廉价劳动力的突然减少，让民工问题以一种新的内容重回到人们的话题中。

　　根据农业部的粗略统计，我国目前有9000万农民进城务工。2004年，务工农民已超过1亿人。由于农民工以初中文化程度居多，占81％，文化素质普遍低于城市同龄劳动力，我国农民工群体从业领域相对集中，主要从事建筑、采掘等技术含量低，城市人很少问津的工作。然而他们为城市建设做出的贡献不容忽视，以广东为例，农民工对广东经济发展的贡献率高达25％。

　　另一面，作为城市发展的贡献者，他们并没有作为一个平等的群体融入城市社区。他们生活在城市和乡村之间的旅途上。他们给其农村家庭经济支援的同时又因与家人相隔遥远而情感弱化，照顾子女不够。他们似乎正在离开农村走向城市，然而，作为城市的新移民，他们处于城市的最底层，无法获得城里人一般的尊重和自我实现。

　　“哈哈，来抽一根！”东莞虎门运河码头，来自四川的老曹从折成几折的包得很紧的衣服里，慢慢地掏出一包“梅州”香烟，与他的搬运工伙计们一起分享一包几块钱的“奢侈品”。

　　日光很毒，老曹和伙计们的皮肤都被晒成了古铜色，和往常一样，搬运的石灰粉又洒满了一身，就像是堆起来的雪人。天气很热，汗水自上而下流，顺着皮肤把身上的石灰粉冲出了道道褶皱，如洪水冲刷平原后留下的沟沟壑壑。

　　这群搬运工共有10多人，都来自四川珙县，最大的40多岁，最小的仅有22岁，有几个还是刚结婚不久，别了倚门而望的妻子就出门来了。为了给孩子赚学费，为了老母亲能有钱治病，为了妻子不再为买柴米油盐发愁……他们暂别亲人，远离自己的家乡走进霓虹都市，用弯得像虾米一样的腰挑起家庭的重担，用汗水书写对家人质朴的爱与责任。

　　“我们就像一只鸟，只不过我们飞的方向不固定，只要哪里有活干，我们就去。”年纪最大的老曹深吸了一口烟，擦擦脸上厚厚的石灰粉，用浓厚的川腔口音对记者说。

　　老曹18岁就出门了，他曾在西昌当过建筑工人，后来又沿长江而下，到上海等港口城市做搬运工，最后来到了东莞虎门，在这里一呆就是数年。

　　对老曹来讲，自己最大的希望就放在女儿身上。他说：“在外漂泊了这么多年，都是为了上高三的女儿，我要供她读到25岁。女儿很争气！在学校成绩不错，再怎么样我也得打工供她读。”说到女儿，老曹脸上的皱纹顿时舒展开来，显得很兴奋，白色石灰粉在古铜色的脸庞上愈发明显。

　　从船上到岸边，是用两块20多米长、仅能容下两脚并立的木板搭成的小桥，有时老曹和伙伴们肩扛两三百斤的石灰，一天要从木桥上走几百个来回，对他们来讲，这就是生活的来源，也是工作的空间。

　　由于搬运的是石灰粉，粉尘很重，半天下来，老曹和同伴们的鼻子里、睫毛上、眉毛中全都是白白的石灰粉，黝黑的皮肤和厚重的粉尘，使人完全看不出他们的真实年龄。老曹说，太热的天戴口罩，就会呼吸困难，不习惯也不方便，而且便宜的口罩也起不到防尘的作用。所以大家都懒得戴，长期干这样的工作使很多人晚上都咳嗽，整夜睡不好，但是为了生活大家都挺了下来。不过现在天气冷了点，大家却不舍得用，因为它要值“几毛钱”。

　　又是一年北风骤吹时，快过年了，老曹说他很想家，不过最担心的还是能不能拿到工钱。他说明年不出来了，家乡计划建大型的发电站，回去可以找份工，不用在外面流浪打工了。“说实话，这么多年了，还真的很想住在家里。”老曹锁着眉头说。

　　在东莞，像老曹这样背井离乡出来打工的有600万人之多，他们中大部分人进工厂、扫大街、拾破烂，做的大都是当地人不愿意做的体力活、脏活累活。但是对老曹他们来讲，东莞就是赚钱的“天堂”，是家里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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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咕隆”一声，白水穿过干渴的喉咙。

　　夜深了，搬运工仍在码头上劳作。他们没有固定的工作时间，有船到就需要卸货。

　　老曹(左二)和伙计们的“全家福”。

　　他们一天中最舒服的事莫过于大家挤在工棚里聊天，看电视，打川牌。

　　厚厚的石灰粉洒落在搬运工的身上，他们像雪人一般。

　　背着三百斤重的石灰粉，举步维艰。工友们一般都光着膀子干活。

　　背着沉重的包袱在仅能容下两脚并立的独木桥上行走。

　　每背三袋就会发一个标签。每天工作结束的时候，这些标签就是结算的凭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