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光学工程奠基人王大珩

　　有人说，20世纪是电子的世纪，而21世纪则是光学的世纪。

　　新中国的光学事业从无到有，如今已走上了产业化的道路。在其几十年的发展历程中，浸透了一位老人的心血。他就是我国现代国防光学技术及光学工程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王大珩。

　　“珩”字在词典上有这样两种解释：一是形状像古代乐器磬的玉佩上面的横玉；二是珩磨，一种精密仪器的光整加工方法。不论王大珩的父亲当初为儿子起名的主观意愿如何，“珩”字的这两种互不相关的含义已经自然而然地融入了王大珩的生命之中。

　　摘自《中华英才》

　　作者：余玮

　　研发光学系统拍摄“蘑菇云”

　　如今，我们能从影视资料里看到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时冲天而起的蘑菇云，就是得益于王大珩及其同事研制的光学仪器所拍摄的镜头。

　　当时，西方国家签订《巴黎统筹条约》，对我国进行军事技术和仪器的封锁禁运。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我国决定自力更生、独立自主地研制原子弹、导弹。王大珩和他领导的长春光学机电研究所的研究重点转向了国防光学技术及工程。1960年夏天，王大珩挂帅承担起研制一种具备跟踪功能的光学仪器的艰巨任务。

　　在别无选择的前提下接下任务，王大珩这个总工程师便拉上一帮人马拼搏开了。600多人经历五年半时间呕心沥血的鏖战，至1966年4月，一台重7吨，高3米，由1000多个机件组装起来的形如大炮的跟踪电影经纬仪耸立于研究所内。这项耗资600余万元的“150工程”正式通过了国家鉴定，仪器的性能赶上了世界先进水平。它的研制成功，开创了我国自行设计大型精密测量设备的历史。

　　在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庄严时刻，几台光学仪器从不同的角度把其辐射强度、温度等不同的参数和动人心魄的画面记录在案，为后来的核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参考资料。

　　“863”计划出台的背景故事

　　1986年初春的一个晚上，王大珩和他的同事商议，要联名写一封信，将他们发展高技术的建议反映给中央领导。过去一向亲自书写报告和文件的王大珩，真正动笔写这份报告时却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于是便找到好友潘厚任，执意请他代笔。潘厚任琢磨了几天，写了部分草稿，然后又拿给王大珩，请他接着往下写。王大珩在初稿完成后又请王淦昌、陈芳允、杨嘉墀等几位专家进行商讨。

　　前后反复修改了一个月，这份言辞恳切的报告才算定稿。王大珩还亲自执笔给中央领导写了一封信，信封上写着“邓小平同志收”。两天后，邓小平对他们的建议报告作了“这个建议十分需要”、“此事宜速作决断，不可拖延”等重要批示。

　　这年11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这就是著名的“863”计划（王大珩等人的报告和邓小平的批示都在1986年3月）。“863”计划带动了大批高科技成果得以付诸产业化，也培养了大量能够独当一面的科研人员。

　　1999年9月18日，在共和国成立50周年前夕，党和国家领导人和科技界人士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集会，表彰20世纪60年代为我国“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付出大量心血的23位科技专家。王大珩从江泽民主席手中接过了“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精心研制毛泽东的水晶棺

　　1941年王大珩转入英国的雪菲尔大学，在世界著名玻璃学家特纳的指导下专攻光学玻璃。完成博士论文后，王大珩受聘于伯明翰昌司玻璃公司，期间，他获得了英国仪器协会首届“包温氏奖”。

　　1948年，他迎着新中国黎明的曙光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在大连大学工学院创建了物理系并出任主任。1951年1月24日，经钱三强推荐和中国科学院决定，任命王大珩为仪器馆筹备委员会副主任，负责主持仪器馆的筹备工作。摆在王大珩面前的是这样一种现状：在旧中国留下的废墟上，中国几乎就没有应用光学！

　　王大珩想，他就是冲着“没有”这两个字来的。无论如何，他是绝不会因为“没有”而退却的。从此，王大珩开始了他一生的追求——发展祖国的应用光学事业。经过几次考察后，王大珩决定把仪器馆设在长春市。那时候，他的目标就是要把长春建成中国最大的光学基地，建成像德国的“蔡司厂”那样世界闻名的光学城。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主席逝世。上级调王大珩到北京研制保护毛泽东遗体的水晶棺。毛泽东水晶棺研制小组是1976年9月13日晚成立的。这个水晶棺要求庄重大方，清晰度高，坚固耐用，低温隔氧，保湿防干，净化无尘……石英水晶棺有烧制、焊接、镀膜等多道工序，每道工序中都有难题，王大珩和同事们到现场进行技术指导，并进行了一些细而又细的创新尝试。可以说，这个水晶棺综合运用了现代高新技术，是我国科学技术史上的一个奇迹。

　　光学人生的机缘与情缘

　　王大珩在中学读书时，一天下午，父亲忽然把在门外玩耍的王大珩叫到跟前，让他端来一碗水，又让他取来一根筷子。父亲把筷子立于水碗中，让他说出筷子的形状。王大珩毫不含糊地回答，筷子是弯的。父亲告诉他这叫折射，是一种光学现象。王大珩说，这是他最初所认识的光学现象。

　　然而，对他最有影响的，莫过于课余时间他能够经常凭借父亲的工作关系，有机会去观象台看技术员们操作仪器进行观测。在这种环境的熏陶下，他对科学仪器产生了浓厚兴趣。到考大学时，他很自然地选择了自己比较熟悉的物理专业。

　　1932年夏季，王大珩报考大学，他首先选择了清华大学。为稳妥起见，他还报了南开大学和青岛大学。不久，好消息接二连三传来。他以南开大学理学院考生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被录取，在清华大学录取的340名新生中，他名列第15名；青岛大学更是以全校考生第一的分数录取了他。闻此佳音，父亲异常高兴，一向严肃的面孔有了些许动容。他抚摸着儿子的头，对他说了一句富有哲理的话：“去，到清华去。要好好学习，无识无能便无以自立自强，不自立自强必遭强辱。此为公理，人、家、国莫不如此。”

　　在清华大学，王大珩贪婪地汲取知识。毕业后，叶企孙教授将他留在清华物理系任助教。“七·七”事变后，王大珩被迫离开了清华园，报名参试并通过留学资格考试，成了伦敦帝国理工学院物理系应用光学专业的留学生。

　　比做学问更重要的是做人

　　王大珩有自己的价值观。他说：“我做事并不是要得什么奖。最关键的，是我要在科学上起什么作用，作什么贡献。”他说，“精神很重要，必须把个人和社会的关系摆正。”

　　几年前，有一个公司想邀请王大珩去做顾问，说是除了每月要付给他一笔顾问费外，每年还可以享受一次旅游。王大珩想，当顾问虽说不必负太多的责任，但也不能稀里糊涂就答应。经过了解，王大珩发现这个公司的业务与他的专业根本就不对口，于是坚决地把这个顾问头衔辞掉了。

　　王大珩有个学生叫赵文兴。1982年，赵文兴要去德国参加学术会议。临行前，他把准备在会议上发表的文章拿给导师王大珩看。王大珩发现他把自己的名字署到了赵文兴的前面，就毫不犹豫地把名字的顺序改了过来。但赵文兴认为自己只是做了一些实验工作，证实了导师的观点，把名字署在导师前面不应该。王大珩说，做导师的，应该用自己的行动向学生证实：比做学问更重要的是做人！

　　1995年1月，王大珩与王淦昌、钱学森、黄汲清等科学家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受首届“何梁何利基金”奖。他们4位分别获一份成就奖证书和100万元港币。王大珩拿出50万元设立奖励基金，奖励那些在光学领域有突出成绩的年轻人。当时基金会的意见是以王大珩的名字命名。而王大珩认为这样有搞个人崇拜的成分，他个人的荣耀是不足挂齿的。在他的坚持下，基金的名称定为“迎光基金”。（来源：广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