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来，因工作的原因经常与普通百姓打交道，除了对当下中国公民的生存生态有一些不完全的认识和理解之外，慢慢地阅读和了解了底层公民的一些生存心态。比如，当一谈到某一个熟悉的富人的时候，他们随即抖露出对其富裕来源的质疑，从而归纳为“富人没一个好东西”；当一谈到他们周围官员的时候，某些农民则流露出极大的不满和怨怒，从而情绪化地表达为“无官不贪”的结论！
对于基层公民的情绪话语表达以及民间非正常政治民谣的表述我们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这是他们的自由（言论自由），也是他们的权利（话语权），我们不能无端地加以指责，但是这些话语却给我们带来无尽的遐思……
关于“仇富”，一方面，我们不能无视基于财富的社会歧视的存在，也不能无视相当多原始资本积累所具有的原罪色彩以及敛财者“守财奴”或“为富不仁”的事实存在；另一方面，行善渠道不畅也在不同程度上阻碍着中国富豪们的行善之举。财富不均且分化严重以及富豪们忘我式的“酒肉臭”势必导致“红眼病”与“仇富”心态的滋生与流行，而底层中国百姓的“贫困”、“病困”与“心困”的存在更加彰显了强烈的贫富对比值。
至于“仇官”，某些百姓情绪化把基层少数干部工作概括为“三要”即“要钱、要粮、要命（计划生育）”，粗鲁蛮横的工作方式和方法使本来的“鱼水关系”演变为“油水关系”甚至“水火关系”，造成了工作开展受到阻拦甚至“利民工程民不买账”的尴尬局面。再者，官场腐败的群发、巨化和链条化，更加恶化了一些人对某些官员的憎恶与怨恨。
所以，警惕“仇富”、“仇官”心态的流行是当下必须注意的公共政策问题。比如，对社会弱者进一步落实“财富转移支付”式的社会保障政策、对富有者建立具有激励性和透明化的财富捐助机制、对腐败者实施严惩以及解决“如何监督监督者”等诸多问题。只有这样，“为富不仁”者和“为官不廉”者的机会主义行为才会大大减少，和谐社会的生存空间才可能清洁而又自然！陈潭（知名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