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倡导下的政策转变

　　摘编自《新民周刊》总310期／景军

　　12月1日，立于第17个“世界艾滋病日”的时间节点上，我们得以回顾我国政府对待艾滋病的一系列政策转变、作为及其深层原因———

　　2003年9月22日，卫生部高强副部长在联合国艾滋病特殊会议上向世界做出了“中国四免一关怀”的政策承诺，成为我国艾滋病药物治疗工作的转折点。

　　2003年12月1日，温家宝总理前往北京地坛医院看望艾滋病患者。

　　2004年，中共中央党校开办更为高层的艾滋病政策培训班。

　　2004年全国艾滋病工作会议要求各省负责卫生工作的副省长和卫生厅厅长必须亲自出席；“国家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员会”级别上升，直接由卫生部管理。

　　基于这样的政策环境，2004年上半年，云南省出台了《防治艾滋病政府令》，在安全套社会化市场化、美沙酮替代疗法、洁净针具交换等方面均有突破；2004年下半年，河南省对艾滋病高发村进行了拉网式检测；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自治州利用基线调查方法对高危人群进行大规模检测。

　　这些变化经历了一个认知转变的过程：早先，许多人认为艾滋病是西方疾病，与中国无关；而后，艾滋病患者被认为是道德沦丧的人；今天，艾滋病被当作“我们自己的疾病”来对待。这种转变，可以说是多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

　　首先，中国政府越来越重视自己的国际形象，以及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其次，政策转变的动力还来自充满爱心的医务人员的努力。此外，中国社科知识分子的积极参与也很重要。中国相关NGO组织的出现也是倡导政策转变的关键因素。特别需要指出，我国政府在2003年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其内涵是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协调。

　　（作者为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艾滋病与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