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思考了许多年的问题。还是在上中学的时候，同学们就讨论过“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命题。分歧出现在是先“我为人人”，还是先“人人为我”上。结论是：自己为别人和别人为自己不过是一种交换，算不得高尚，也不值得提倡。一场讨论从而不了了之。
后来，我读了朱自清的《论别人》。其中讲道：“有自己才有别人，也有别人才有自己。人人都懂这个道理。可是许多人不能行这个道理。本来自己以外都是别人，可是有相干的，有不相干的。可以说是‘我的’那些，如我的父母妻子，我的朋友等，是相干的别人，其余的是不相干的别人。相干的别人和自己合成家族亲友；不相干的别人和自己合成社会国家。自己也许愿意只顾自己，但是自己和别人是相对的存在，离开别人就无所谓自己，所以他得顾到家族亲友，而社会国家更要他顾到那些不相干的别人……”他甚至认为，“自了汉”不是好汉，“自顾自”不是好话，“只知有己，不知有人”不是好人。我觉得，《论别人》一文，足可以作为“为别人”的启蒙篇。
想想也是，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为别人”由来已久。从远古的精卫填海到大禹治水，从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到从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从诸葛亮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到郑板桥的“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
“为别人”，有多种不同的表述。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先驱孙中山先生把“为别人”称为“替众人服务”。他在1924年5月1日《在岭南大学黄花岗纪念会的演说》中盛赞“这种替众人来服务的道德，就是世界上道德的新潮流”。毛泽东同志更是把“为别人”更明确地归结为“为人民”，他认为“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
在中国，“为别人”的人成为社会的精英，成为全民族敬仰和学习的英雄，远的不说，就以当代而论，孟泰、雷锋、焦裕禄、孔繁森、李素丽、任长霞，哪一个不是“为别人”的典范？
“为别人”不但在社会生活和日常生活中很重要，而且在人文和科学的发展中地位也越来越突出。不久前，华中科技大学前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杨叔子在电子科技大学的演讲，在阐释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交融的重要性时，他将学会如何做人放在了首位，而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时刻真为别人着想”。无独有偶，“神州”飞船系统总指挥袁家军在谈到青年成才的要素时，也把“具有团队协作的能力，工作中替别人着想”作为五条要素之一。由此可见“为别人”在科技新时代的重要意义，足见其在民族精神中的地位和作用。
记不得是哪位哲人说过这样的话：“临事肯替别人想，是第一等学问。”对学问，自然马虎不得，更何况是“第一等”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