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武胜续写2004讨薪传奇(组图)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12月06日12:19 西安新闻网-西安晚报

孙武胜在他的维权工作室向求助者解答法律疑难。

成名之后的孙武胜不改农民本色。

　　孙武胜被评为“2004年陕西省十大法治新闻人物”后，在陕台演播大厅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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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武胜，这个从民工堆里走出的、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讨薪专家”，以对弱势者难以割舍的悲悯之情为动力，每天工作超过15个小时，每月平均接打几千个咨询电话，一年拿到100多份胜诉的法律文书，为弱势者讨回应得收入200多万元。因为在农民工维权领域的突出贡献，他被评为“2004年陕西省十大法治新闻人物”之首。

　　去年这时候，正是民工讨薪热的阶段，关于民工用跳楼、堵门等极端方式讨要工资的报道，不时见诸报端。一年过去了，孙武胜都做了些什么？他实现人们交付的重托了吗？记者近日再次走近了这位“讨薪专家”。

　　平均两天多打一场官司为数千名弱者讨回200多万元

　　“我一年顶多带十几个案子，而老孙一年却打了150多场官司；我有时还要托人帮自己找案源，老孙有时却得往后推一些不太紧迫的案子！他不是律师，却比律师还忙、还累！”一位从业多年的律师谈起孙武胜时很感慨。

　　的确，经过媒体去年的集中报道，孙武胜的生活已经完全和维权联系在一起。来自省内和全国其他地区的农民工把孙武胜当成了自己的代言人，无论是诉苦、咨询还是打官司，都来找他。孙武胜每天都晚睡早起，不停地接电话，反复回答求助者的咨询，马不停蹄地奔忙在各个法庭或城市之间，调查、取证、写诉状、出庭。最后累得实在撑不住了，他仍然不忍心推辞人们的求助。2004年5月，他找到几位政法学院的大学生，租了专门的办公室，成立起维权工作室，以求对更多人的帮助。

　　然而，有了工作室，孙武胜的担子更重了。在人们口口相传之下，越来越多的人找到他，除了农民工，“嫁城女”、工伤人员、下岗职工，乃至包工头、小型建筑企业老板，所有维权无门或者无钱维权的人都把伸张正义的希望寄托在孙武胜的身上。翻开工作室厚厚的记录本，每一页都写满了孙武胜和工作室其他成员的辛勤工作：

　　6月，孙武胜两次到汉中，义务为30多名广西民工讨要四年没能要回的工钱；

　　7月，甘肃省包工头巩红娃因为多年来给手下数百名民工要不到工钱，求助无门生活窘困，后经扶风、富平到西安才找到孙武胜，孙武胜当即与他前往兰州调查取证；

　　8月，一桩被法院“遗忘”六年之久的案件当事人找到工作室，在所有工作人员的努力下，此案重新进入正常审理；

　　10月，中央电视台“共同关注”栏目来西安对工作室进行跟踪报道；

　　12月，孙武胜被陕西省委宣传部、省政法委等单位评为“2004年陕西省十大法治新闻人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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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支撑着孙武胜这种辛勤忘我的状态呢？他说：“我原来就是在工地上干活的，我永远忘不了那些拉架子车打土方的人们的可怜。我愿意为他们服务，也因为他们的称赞和感激感到骄傲。”孙武胜说，农民工的案子，很多讨要的钱并不多，但对他们来说，几百元就能过个好年，几千元就能解决家里一年的支出了。“所以我再苦、再累都要帮他们把钱要回来”。

　　功夫不负苦心人，从2003年8月到2004年12月，孙武胜为各种弱势人群代理案件近200起，平均两天多就是一起，取得生效法律文书（判决、调解、决定等）约150份，其中胜诉的超过100份，共为弱势者讨回应得收入200多万元。在西安城六区，每个法院都有他的身影。省内，他去过咸阳、铜川不下10次，汉中7次，渭南和宝鸡各4次。省外，他去过河南、甘肃等地。他电话回复过的咨询者还有新疆、广东、山西、黑龙江等地的农民工。

　　坚持为弱者维权不改劳动者本色

　　随着孙武胜名气的增加，很多人开始担心，他会不会逐渐改变初衷，为有钱人服务，或者开始珍惜羽毛，不敢再和强硬势力抗衡。而有的律师事务所也向孙武胜暗送秋波，希望他加盟带来案源，并许以利益分成的承诺。但孙武胜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消除了人们的担心，他在交不起房租、付不起工作室成员基本生活费的情况下，仍然勉力支撑着为弱势群体维权的大旗。他代理的案件，大部分都是农民工工资拖欠纠纷，其他的则是工伤损害赔偿、农村嫁城女或离异妇女的村民待遇纠纷、以及企事业单位和职工的劳资纠纷等等。在这些案件中，他一直都是站在作为原告的弱势者一边。

　　孙武胜说：“从道理上说，被告也可能在事实上有合理之处，在法律上同样有维权的权利，但从感情上讲，我还是愿意帮助弱者，因为他们既不懂法，又请不起律师。如果没有人为他们说话，就算他们占着理，也很难维护自己的利益。”

　　今年11月，几位求助者找到工作室，请孙武胜帮忙代理案件。他们告诉孙武胜，在此之前，他们曾请过几位律师，但因为被告势力很大，这些律师不是解除代理协议，就是退了诉讼费，不再用心代理，他们担心孙武胜会不会也在威逼利诱下妥协。然而，孙武胜还没说话，在场的其他农民工却已经拍起胸脯，“没问题，孙师就是给咱下苦人说话的，他肯定不会背叛你们的”。

　　声望越来越高的孙武胜，不仅没有在帮助弱者维权上发生动摇，自己的生活作风也始终保持着劳动者的本色。一年来，他没有买一件新衣服，包还是原来在路边捡的黄色皮包，交通工具还是那辆旧自行车。皮鞋是大家“逼”着他买的，因为布鞋在雨雪天和环境恶劣的地方实在没法穿。原来的手机直到屏幕磨得看不清，按键按得没反应了，才换成朋友给的二手货。工作室的电脑是大学生从宿舍带来的。你要问他为啥不改善一下生活条件，他会说：“工作室的房租和管理费还没交够呢！”你要问他该不该为妻子和儿女想想时，他会说：“家里还有几亩果园，生活还行。”

　　希望增加维权力量工作室却面临困难

　　说到维权工作室，孙武胜一直乐观爽朗的脸上显出一些愁容。当初成立工作室是为了帮助更多的人，但孙武胜却没想到因此带来的经济困难。工作室要向上级交管理费，要交房租，要交电话费、水电费，要买办公用品，工作室成员也得维持基本的生活。但由于他们面对的大都是农民工等弱势群体，所以帮助维权的收费非常低，一般人会收些调查取证的必要支出，几百元不等，对确实有困难的求助者还常常义务服务，所以工作室基本上是维持的状态，到现在还欠两个月的房租和三个月的管理费。孙武胜无奈地说：“我整天帮人讨工钱，却欠着工作室这些娃们的生活费。他们都很体谅我，但我对他们却很内疚。这些娃们都是大学生，在外面找其他工作，再不行也能挣一千元左右，而我每个月只能给他们几百元，还不能按时给。”

　　据了解，如果通过诉讼程序解决工伤损害赔偿、工资纠纷、劳动争议、工程款拖欠等问题，除了要给法院缴纳4％－6％的诉讼费外，一万元标底的案件，律师费一般也要收到一千元，这样的费用对于农民工来说可是一笔大支出。也许正因为这样，很多人才来求助孙武胜。但对孙武胜来说，他的维权也只能是通过国家的法律程序，而这同样需要支出费用。

　　如何解决这个矛盾，孙武胜说他暂时还没有办法，在两难的局面之下，他必须先委屈自己。不仅如此，孙武胜还帮助很多求助于自己的当事人，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争取最大限度的诉讼费的减、免、缓。对经济困难的农民工，他还会贴补费用，以解他们的燃眉之急。今年7月8日，甘肃一位讨薪8年沦为乞丐的六旬老人找到孙武胜，一见到他就跪倒在地，让孙武胜帮他讨工钱。老人已经两天没有吃饭，孙武胜赶紧让人买来油饼，又拿出30元钱让老人买饭并且承诺一定为老人提供法律援助。

　　其实，除了律师事务所有和他合作分成的意思之外，孙武胜还有过其他改善经济条件的机会。早在记者去年与他一起赴北京参加“当代工人”节目录制时，就有家汽车公司以赠送一辆小车为回报，请他做广告，今年也有几家面向农村市场的公司想请他做形象代言人。但孙武胜却没有接受这些意向。他说，也许是观念的缘故，他总觉得和商业沾边，会影响到自己的工作和形象，会影响农民工兄弟对他的信任。

　　讨薪专家无法解决根本问题

　　民工维权必须建立行业管理

　　虽然有着坚持不懈帮弱者维权的勇气和毅力，但孙武胜也承认，解决民工讨薪难等问题不是靠自己一己之力就能完成的。“你看，我工作室这几个大学生，现在也能独立带案子了，但是我们几个人还是远远不能满足弱势者维权的需要。”

　　孙武胜认为，民工群体有着自身的特殊性，他们文化程度较低、普遍缺乏法律观念和维权知识，很多人在权益受到侵害前，不懂得主动预防和规避。如果在日常生活中，就帮他们培养起简单的法律意识和证据意识，很多问题就会减少发生的几率。就算发生了，维权成功的把握也会增大。否则的话，一直处在这种无序、无意识的状态中，不要说是一个孙武胜，就是十个孙武胜也解决不了问题。

　　此外，从政府的角度看，民工们人数多，分布散，流动性很大，政府确实不好管理，而从民工的角度看，他们发生问题后，对劳动局、建委、劳动仲裁委、法院这些部门不知道该找谁，或者该按什么样的程序找，这就使得民工的管理常常出现职权不清，互相推诿的情况。

　　那么如何解决这个矛盾呢，孙武胜提出了自己的想法。他认为，现在很多行业都有自己的协会，譬如装饰业协会、家电业协会、律师协会，包括农民工的雇工单位建筑业协会等等，这些协会通过一定的制度进行行业自律和规范管理，并且通过很多活动来加强行业的凝聚力和竞争力、促进行业内部的交流和合作，同时成为行业和政府的桥梁，农民工行业同样可以成立这样一个协会，从而实现自我管理和规范维权的良性发展。

　　孙武胜认为，如果能成立一个民工协会的话，就可以对农民工们进行有组织的培训，引导他们增强事前维权的意识，可以帮助他们和企业签订公平合法的劳动合同，在出现问题时替他们和雇佣单位及政府职能部门协调。这样既减少了民工采取极端方式维权的可能，维护了社会稳定，又替政府和法院分担了大量工作，同时还能帮助更多农民工维权，这不是一举数得的好事吗？文／图记者刘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