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周怀立
这里是令人遐想的白云黄鹤的故乡，是神奇瑰丽的楚辞故里，是三国人物风云际会的宏大舞台；这里是商贾云集、水陆繁忙的“九省通衢”，是诞生过名闻遐迩的“汉阳造”的中国近代制造业的摇篮，是上世纪50年代新中国工业布局中一颗分量很重的棋子……
这，就是湖北。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历史的和现实的优势赫然在目，这使得湖北人在1987年就信心十足地提出了“要在中部地区崛起”的口号。然而，当时间的脚步跨入新世纪的门槛，湖北省区位的、工业的、教育的、科技的等等优势，并没有顺理成章地转化为发展优势，这一结果使湖北人大为震惊。本来，东部的发展快车已绝尘而去，而西部、东北挟“大开发”和“振兴”之势，正在大步赶超，如今，中部“兄弟”又已悄然逼近，湖北怎能不急？记者在湖北采访时，听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领跑中部，努力走在中西部前列。言谈中，仍然不乏“舍我其谁”的自信，但更多的已是严肃面对现实的冷静。
在此时的湖北人看来，似乎所有原有优势的背后都包含着相对应的隐忧：旧时繁荣一时的工业重镇，现在却面临着产业升级和职工下岗再就业的双重压力；“九省通衢”的地理位置，本是吸纳外地要素资源的通道，有时却也成了流失要素资源的坦途；人均GDP虽高居中部第一，经济运行质量却又低于周边；科研结构条件居全国第6位，高新技术产业化水平却排在全国第11位；虽一直强调“开放市场”，地方保护受害程度却居全国第4位；曾几何时，湖北也有过风光的“名牌岁月”，可如今，“活力28”、“美尔雅”、“长江音响”等当年耀眼的名花，都已经黯然凋零，或者走向式微……
凡此种种不和谐的“音符”，使湖北人产生了深深的危机感和紧迫感。2002年，新任省委书记俞正声刚刚上任，就带队到浙江考察，派干部到广东、江苏学习，并很快形成《湖北省经济与沿海三省的比较研究报告》，由此引发了一场历时半年遍及全省的“思想大解放”的大讨论，形成了“思想解放程度决定改革力度，对外开放程度决定发展速度”的共识，再次树立了超越自我的勇气。在此之后，湖北省又拿出极大的决心和勇气，从“削费减税”、“机构瘦身”、“简政放权”等十几个方面，次第冲破体制瓶颈。这一前所未有的大动作，被专家誉为令人振奋的“湖北新政”。
今年3月，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促进中部地区尽快崛起”。来自中央的声音，给本来已经春潮奔涌的18．59万平方公里的荆楚大地又注入了新的“兴奋剂”。一时间，“加快发展，走在中部前列”成为全省讨论最为热烈的话题：领导讲话必提“促进中部地区崛起”，专家学者就此开展专题研究，学术机构举办专门研讨会，新闻媒体接连推出系列述评、大型专题片。
在这新一轮的讨论中，湖北上下基本形成了这样的共识：作为中部崛起的战略支点，湖北在中部地区具有领衔担纲的责任。今年上半年召开的湖北省委八届五次会议，更明确将“加快湖北发展，促进中部崛起”作为会议主题，强调“全省经济3年有明显变化，5至7年有大的变化，经济社会发展走在中西部前列”。湖北省省长罗清泉说，在本世纪的头20年，要把湖北建设成为我国中部重要的现代制造业聚集区、高新技术发展区、优质农产品生产加工区和现代物流中心区，基本完成工业化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