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炒煤团来得正是时候

　　经济人之秋风专栏

　　笔者向来是温州人的拥趸：在中国，最伟大、最令人敬佩的企业家，不可能出在北京，也不可能出在上海，相反，他们在温州已经成批成批地出现，尽管他们的财富也许还上不了富豪排行榜。但他们是真正的企业家，因为他们具有真正的企业家精神：能够灵敏地嗅出哪里有利润机会，并且毫不犹豫地抓住机会，最重要的是，通过服务于他人获得利润。

　　正是这种企业家精神，让他们把触角伸向山西。据上海《新闻晚报》报道，温州人又在炒煤了。媒体照例将注意力放在温州人如何大赚其钱上，比如，投资一两亿，一两年就收回投资之类。

　　还是别管别人赚了多少钱吧。重要的是，他们在赚钱的过程中，是否损害了别人的利益，是否违反了正当的行为规则？稍加思考就会发现，温州炒煤团在自己挣钱的同时，也对整个经济作出了贡献：不管怎样，当下煤炭供应相对短缺，温州大量资金涌入山西，投资于中小煤矿，增加了市场供应，从而有助于压低煤炭价格。

　　假如温州人确实是投机者，那么我们每个人都从他们的投机活动中得到了好处。当然，部分山西人可能除外。据说，山西省有些部门对于温州人在山西煤炭生产中拥有越来越大的话语权心存恐惧。假如这里出现对温州投资者的歧视，很不幸，在现有的制度框架下，温州人大概没有维护自己的自由投资权的正规渠道。他们将面对两个选择：要么向官员们交纳权力“租金”，要么撤回投资，退出这个市场。

　　如果温州人不得不进行这样的选择，则不管他们作出哪个选择，他们和山西都将两败俱伤。山西方面假如能够给温州投资者以较为稳定的预期，则借助于温州人的投资，山西有可能改进煤矿的生产环境，提高煤炭的生产效率。

　　不光是对山西，从全国范围来看，同样如此。有报道说，国家正在筹划建设13座大型煤炭基地，所含主要矿区40多个，拥有煤炭探明储量近7000亿吨；现有煤炭生产规模占全国煤炭年产量的50％左右，预计到2010年，这个数字将提高到将近70％。

　　那么，建设这些煤炭基地所需要的大量资金从哪儿来？未来将有哪些企业在这些煤炭基地从事煤炭生产和加工？仍然是国有企业主导，或者最多再加上中外合资企业？具体细节外人不得而知。不过，按照政府部门的惯性推测，民营资本染指的可能性是很小的。最近频繁发生的矿难，更让有关部门的制度敏感有了看起来更充分的理由。

　　然而，近两年矿难频繁发生的根本原因，不是谁的心太黑，而是煤炭短缺导致煤矿普遍超负荷生产，不管是国有煤矿还是私人煤矿。事实上，最近发生特大矿难的陕西铜川煤矿就是正宗的国有企业。而煤炭之所以出现供应短缺，缘于高耗能的重化工业发展过热，吴敬琏先生已经正确地指出，这方面的畸形繁荣主要是地方政府投资拉动的。从另一个角度看，目前的煤炭短缺又是市场反应机制不灵敏所致，而市场机制之所以失灵，则是由于煤炭投资受到政府的严格控制。跟电力短缺一样，有关部门没有对市场需求作出正确的预测，因而没有安排相应的投资规划。

　　当然，谁也无法预测到市场的中长期变动趋势。正因为如此，煤炭投资的决策机制才应当是分散的，也就是说，让企业家去决定。而温州人正是最出色的企业家群体。

　　不管是为解决目前的煤炭短缺，还是为培育比较健全的煤炭供应结构，恐怕都需要在煤炭行业中引入温州人这样的投资者、企业家。他们所带来的不仅仅是投资，更重要的是企业家精神。某些比较敏感的温州人早在煤炭市场还比较疲软的2000年前后就开始到山西投资，因此民营企业家在能源行业的判断力是无可怀疑的。

　　温州人介入山西的煤炭生产，有助于缓解目前的煤炭短缺，同时也证明了，私人企业家在解决中国能源供应问题方面，其实完全有可能扮演重要的甚至是关键性的角色。面对煤炭、石油、电力紧缺，某些政府决策部门的本能反应是强化能源产业的国有垄断。这可能完全搞错了方向。上世纪80年代改革的成功经验之一是：什么东西短缺，就放开哪个市场。收紧政府控制，只会加剧供应短缺局面。正确的做法应当是，欢迎温州人这样的企业家，向民间资本开放能源行业，让市场来解决供应短缺问题。

　　本期专栏作者

　　党国英：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秋风：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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