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
联合国秘书长最大的“敌人”是谁？是超级大国。安南任秘书长之职，时逢美国一强独大的单极时代，所以他几乎不可避免地迟早要遭遇对方的发难。而这一天已经到来，美国的部分政界人士，被认为受意于布什政府而要求安南辞职，理由是后者有如下“四宗罪”：作为当时联合国维和行动的负责人，安南拒绝向卢旺达派兵，导致国际社会坐视1995年卢旺达种族灭绝性屠杀的发生与扩大；对伊拉克石油换食品计划中发生的丑闻失察，而安南的儿子亦卷入这一丑闻之中；联合国派往刚果的维和部队被指责强奸、接受贿赂；对联合国内部存在的官僚作风与不规行为视而不见。
这些“罪状”，既有安南出任秘书长之前的情节，但更多地集中于安南的秘书长任期之内，既有一把抓来罪归一人的推诿——卢旺达发生屠杀失控之祸，美国基于索马里的顿挫而犹豫不决才是根本原因，但更多的却是有所根据的实情。只是依照国际政治的游戏规则，对亲属下属的违规失察，毕竟不是安南本人的道德亏损，通常并不足以成为安南不得终其任期的硬伤。美国政界的攻伐，被理解为秋后算账和敲山震虎，一来算是对安南此前抨击伊拉克战争的报复与惩罚，二来则可为美国的“单边主义”与“先发制人”战略能在联合国大行其道制造声势。
安南目前的处境，很容易令人想起其前任加利因为美国一力反对而无法获得连任的遭遇。加利由于在处理索马里与波黑问题上同美国意见相左，而且对美国拖欠联合国会费又提出直率批评，令其寻求连任的努力受到同期美国大选的掣肘，无法遂愿。如今安南似乎也同样是在批评美国的国际做派上得罪了对方，虽然此番并不受美国国内政治的牵制，但是以最强力输出美国价值观著称的布什政府，对于安南在对伊动武问题上的“不合作”印象深刻，显然是决意采取行动以令相关局面在今后四年发生有利于美国的改变。这更进一步地凸显出这样一个命题：美国总统与联合国秘书长之间的恩怨，本质上正是国际权力结构现状下的一对结构性矛盾。
作为冷战的产物与平台，联合国自创立的第一天起就处于美苏争霸的困境中，秘书长的人选，也往往会成为平衡国际权力的敏感点。在加利之前，早有第一任秘书长赖伊，因为在朝鲜战争中一力追随美国立场而招致苏联的强烈反对，最后无缘任满任期而提前去职。此后历届联合国秘书长，都不得不小心翼翼地在美苏两强之间保持中立，美苏两国对此也保持默契。这既是确保国际权力结构维持平衡的必要，也是秘书长个人能够任满任期的前提。所以，冷战期间的联合国固然进退维谷、左右为难，但在此平衡下，美苏两强也最终没有擦枪走火——这正是冷战时期联合国的价值所在。作为冷战结束后的第一任联合国秘书长，加利与美国之间的矛盾爆发，恰恰是一个标志性事件，标志着秘书长这一职务的平衡点发生了转移。两强并立的国际格局已经结束，一超多强的后冷战时代里，联合国秘书长要在美国与多边力量之间寻到安身立命之所。
安南忌惮于前任的遭遇，也不是跟美国没有过蜜月期——1999年科索沃战争中，尚在第一任期间的安南，也有过对美国“人道主义干预”的支持，他表示：“我也同意，主权和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为弱小国家提供了至关重要的保护。但如果人道主义干预因此而无法被接受，那么我们应当如何对下一个卢旺达、下一个斯雷布雷尼察作出反应？对有系统地侵犯人权事件，当怎样处理？”而数年之后变化有二：一是白宫换了主人，布什较之克林顿，显然是大大强化了单边主义的外交色彩，令联合国不得不在越来越多重大、敏感、充满分歧的事项上面临两难；二是安南身后再无连任压力，可以更加忠实于内心地表达立场与观点。于是，以反恐、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以及推翻独裁统治、保护人权为号召的伊拉克战争，既然接连遭到其他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反对，那么安南站在联合国的利益上，也必然要对最终绕开了联合国而自行行事的战争进行抨击。
加利与安南，两位冷战后的联合国秘书长，接连遭遇危机，表明在冷战后的国际权力结构中，联合国的价值定位充满了犹豫与矛盾，联合国秘书长要寻找的平衡点，也因此迟迟未能最终确定。安南时下的危机或许并不足以导致他最终离位去职，但联合国的定位危机，却并不会随之化险为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