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篇：勤练校对本领热心传帮带 同事眼中的“刘老师”(手捧“韬奋新闻奖”的证书和奖杯，刘国强笑得好开心 （匡莉芳 摄）)
校对组的同事都习惯叫刘国强为“刘老师”。的确，在他身上，大家真真切切学到了很多东西。
“刘老师不但能看出那些似是而非很隐蔽的错字，还能准确地说出错字的含义。有一次，我上晚班校对时，有一篇稿子里‘获得’的‘获’字被打成了‘莸’字，被刘老师一眼就挑出来了，当时他还对我说，‘这个莸字啊，就是灌木丛的意思’，我当时觉得非常惊讶。后来我一查字典，发现刘老师讲的果然没错。还有‘叼’字和‘叨’字，‘人’字和‘入’字，刘老师眼睛真的很尖，总是一下就看出来了，我真的佩服。”曾当过三年校对员的谢道怡很有感触。
谢道怡说，她也在报社干了19年晚班了，从人工拣字到人工排版，到电脑打字，到电子排版，再到校对和组版编辑，干的活全部都和刘老师有着密切的联系，打交道的机会很多，因此有很多的感触。“以前没干校对以前总以为那是个很轻松的活，谁知道自己一干就知道太难了。干这行要反应快，细心，还要有特别强的责任心。能干到刘老师这样精通业务，还热心传、帮、带，就更难了。”
平时，刘国强总是向全室的同事反复讲解一些文字语言常识、政治术语等方面的知识，还提倡多学、多看、多问。只有高中文凭的刘国强，为了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不断进行学习。平时下班回家再晚，再疲劳，他也要看看杂门杂类的书，翻看几页词典。就这样，汉语词典被他翻烂了两本。一套1951年版的《辞海》跟了他三十几年，已经翻看得非常破旧，但搬了几次家他都舍不得扔，直到现在还放在自己的办公桌上。(刘国强在“中国记协六届二次理事会暨颁奖大会”上 （学保 摄）)
1982年，刘国强刚刚担任校对组组长的时候，组里不少人都是从工人岗位转过来的，缺乏校对专业知识。刘国强为了提高他们的业务能力，一方面组织业务学习和党的理论政策学习，加强政治把关意识和能力的培养；一方面在工作中言传身教，把自己的经验传授给年轻同志。他还针对不同时期的校对工作方式的变化，制定了一系列防止差错的规章制度，从而有效地保证了报纸的校对质量。(刘国强正在仔细校对记者稿件的小样 （匡莉芳 摄）)
2002年，《湖南日报》实行采编电脑网络化后，新的流程产生了新的问题，当时的差错明显多了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刘国强及时提醒校对室的工作人员，校对不仅要用眼，还要用脑、用心。这段时间，仅标题差错他就发现十余起，如有的记者把“国防教育法”在电脑中录写成“国际教育法”，把某县一个项目的投资“2.6亿多元”录写成“2.6万多元”等等。为此，他常常对全室同志现身说法，及时引导大家严把文字、政治、政策关，在较短时间内很快适应了新形势，差错大大减少。
刘国强常说，校对工作学问很深，真正干好，掌握它的规律，是能够做出成绩的。
“这次刘老师获得了‘韬奋新闻奖’，正是对我们校对工作成绩的肯定，我们干起来更有劲了！”报社校对员胡永龙激动地说。 （待续）(稿源：红网)(作者：匡莉芳)(编辑：何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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